为自己结婚凑了份礼

　　周绮文

　　国庆节前，有记者找我采访，要我谈谈我们那代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结婚的情况。记忆的闸门一开，20多年前自己那场仓促而成的婚礼如在眼前。娓娓道来，年轻记者听得兴味盎然。

　　我和丈夫当年下放在一个知青组。后来他招工到了水电工地当工人，我则在湘西的一所县中学当教师。虽然天各一方，但始终保持联系。几年下来，谈婚论嫁成了水到渠成的事。两人打算下一年春节回长时把事情给办了。

　　秋天，一个周四的下午。已经有10来天没接到他的信了，心中总觉得有些不安。课间，我下意识地朝校门口望去。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提个帆布包在校门向一位教师问什么，老师朝我的教室一指。嗬呀，是他，千里迢迢不声不响找上门来了！他说，事先没给我写信，是要给我个意外的惊喜。他当然得逞了。

　　星期五到学校开了张介绍信，准备得空时先把结婚证办好。

　　星期六下午不上课。中午我给学生补课后，两人在县城的街上闲逛。突然见到学校管总务的刘老师挑一担箩筐，满面春风赶过来，见面就拱手说：“恭喜，恭喜！总算找到你们了。”我们觉得莫明其妙，但看刘教师又不像开玩笑，忙问喜从何来。原来是校长中午开会时宣布了，“周老师明天结婚，明晚七点大家到会议室吃喜糖”，并安排刘教师负责采购糖果。天啦，我们明天要结婚了！那，那，那我们还没领结婚证呀！我们，我们还没有钱呀！我们，我们，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呀！

　　于是我俩急匆匆往回赶。先得拿上介绍信去办结婚证（星期天不办），还得找学校互助会借钱。我参加工作不久，还没入互助会，亏得细心的李老师，她已主动以她的名义从互助会帮我借了30元钱。

　　星期天，在县城工作的知青朋友闻讯赶来帮我们布置新房。新房就是我那间9平方米的寝室。知青朋友们把他们自己准备结婚用的家具搬来为我们“撑门面”，计有一个小圆桌，一张高低床，一个床头柜，四张小椅子。虽然颜色不一，但都是全新的，加上我的办公桌，也凑成了“一房家具”。好笑的是，高低床搬进屋才发现还没有床厅，架不起来。好在山区不缺木材，朋友们就在房间里锯呀，刨呀，赶做了一副床厅。圆桌上放着大花瓶、糖果盒，墙上挂幅朋友赶写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书法，外语组的教师还把学校仅有的一个老式留声机摆到新房。大半天功夫，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装扮得倒也漂亮雅致，浪漫温馨。知青朋友都很得意，说这是全县城“最傲”的新房。

　　晚上会议室灯火通明，办公桌围成一圈，上面堆放着糖果、花生、瓜子、香烟，花花绿绿的。孩子们像过年，四处窜。掌声把我们拥上了台，手挽手，披挂大红花，介绍恋爱经过。仪式过后，老师接着开会，布置下周工作。

　　就这样，像做梦一样，我们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大事。花费不到百元。尤其好玩的是，第二个月领工资时，我发现被扣了三毛七分钱，一问，原来是全校老师为我的婚礼凑的“份子”统一在工资里扣除，人平三毛七，我也不例外———我给自己的婚礼凑了三毛七分钱的“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