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理性维权不再奢侈（名笔）

　　继频频发生的“跳楼秀”之后，非理性维权现象似乎有升级趋势。前不久，41岁的矿工杨明武，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私人小煤矿青龙煤矿制造连环爆炸案，与守在井外、荷枪实弹的武警对峙整整二十多天后自杀身亡。根据初步调查，矿主杨成明长期拖欠工人工资，杨明武找到杨成明欲结清工资，遭杨成明拒绝，便扬言实施报复。

　　类似的风波也在北京、深圳、上海等大中城市频频上演。与惯常看到的绑架案不同，这些风波中的主角采用了“自我劫持”的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甚至不惜同归于尽。

　　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难道非得使用跳楼、自我劫持这种极端的自杀方式行使和表达吗？！究竟是什么因素逼迫无助的弱势群体“以身唤法”？

　　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维权渠道不畅通，无疑是导致所谓“跳楼秀”之类自杀式维权现象频频发生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首先该反思的是我们整个公共维权机制的缺失和失灵，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先给自杀式维权扣上所谓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自杀式维权现象或许是我们为公共维权机制的缺失和失灵付出的必然代价。既然官方认可的体制性诉求出现障碍，弱势群体必然诉诸自我救济式的社会性表达，自杀式维权现象也就在所难免。看来，建构弱势群体维权的“绿色通道”，是遏制自杀式维权现象频发的必由之路。有必要进一步发挥信访、调解、仲裁、诉讼等制度性维权机制的作用，尤其要畅通弱势群体利用公共维权机制的渠道和途径，使他们能够充分及时有效地借助制度性诉求机制表达自己的权益主张，与有关部门进行理性的交涉、协商、对话、谈判。

　　其次，还该反思的是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消极的行政不作为或司法不作为现象。以诱发“跳楼秀”的最常见的拖欠民工工资为例，有关劳动监察部门通常都负有对企业恶意拖欠原告工资的违法行为放任自流，不及时进行行政处理的行政不作为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民工完全有权状告劳动监察部门的行政不作为，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履行职责。法院也完全有义务受理这样的民告官案件。

　　坦率地讲，在整个公共维权机制的缺失或失灵，政府部门、司法机关消极的行政不作为或司法不作为，信访、调解、仲裁、诉讼等制度性维权机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要求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心平气和地“理性维权”的确有奢望之嫌，的确有学究气的纸上谈兵之嫌。不难想象，如果当初刘亮不爬上六米多高的广告牌，不上演“跳楼秀”，他未必能够洗清自己“作弊”的不白之冤。

　　那么，如何让“理性维权”不再成为公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首先，公民维权的成本必须降低，时间成本、经济成本过于昂贵的维权必然让当事人望而却步，“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听起来挺美的制度在实际运作时又存在诸如条件比较苛刻、范围相当有限、手续相对烦琐等缺憾。因此，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范围要进一步扩大，条件要进一步放松，程序要进一步简化。

　　其次，有必要探索应对维权事件的联动机制，建立类似于维权110的热线电话。有关部门要在第一时间接待当事人，与当事人进行坦诚的对话和沟通，将纠纷尽可能纳入信访、调解、仲裁、诉讼等制度性维权机制中。

　　此外，笔者建议重视对自杀式维权当事人的现场心理矫正。在当事人情绪失常的第一时间，心理医生要到现场对当事人进行紧急的心理矫正和心理疏导，避免当事人采取过激行动。这种心理医生可以由专业的心理矫正志愿者担当。

　　一言以蔽之，时下自杀式维权现象的流行，归根到底暴露了我们法治系统的弊端，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依然任重道远。假若我们的政府部门都能问心无愧地做到依法行政，假若我们的司法机关都能实实在在地做到公正司法，假若我们的政府和法院都能够真正树立起取信于民的公信力，那么，我相信绝大多数社会纠纷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予以妥善解决，恐怕没有人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搞所谓的“跳楼秀”、“自杀秀”（除非有变态的表演欲）。

　　作者系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在国内法律界率先提出“立法腐败”的见解，参与制订《考试法》。

　　《江南时报》 (2004年11月07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