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
我在一家电视台做记者。和别的新闻单位一样，我们实行稿酬制。记者根据发稿多少拿工资。也就是说，新闻数量直接决定着我们的收入。有时我很务实地想我们和工厂里的拿计件工资的工人没什么两样，都是劳动挣钱养家。无非他们生产的是产品，我们生产的是新闻而已。不必指责我的想法过于庸俗。在新闻单位呆过的人都知道，记者其实是很难的，无冕之王只是外界强加的一个名不符实的称谓而已。
尽管谋生艰难，但我一直坚守着做人的底线，那就是绝不用手中的新闻做交易。唯有一次例外。今年夏天的一个周末，晚报的一位同行打我的手机，市郊一家酒店的一个打工妹在上班时被烫伤，老板却不闻不问。我当即赶到了医院，见到了那位可怜的女孩。情况比我想像的严重得多。她自脖子至小腹，半个胸脯已溃烂化脓，情形惨不忍睹。女孩的姐姐告诉我事发至今已半月了，老板始终拒绝负责，甚至一直都没露过面从医院去那家酒店的路
上，我固执地暗想，我应该帮帮女孩，不惜一切代价为她讨一个公道！在酒店里我顺利地找到了老板。30多岁的他不像老板，反而邋遢得像街头揽活的民工，并且愁眉不展。坐下一问，果然他以前是做小生意的，经营酒店仅几个月。本想大挣一笔，谁知刚接手就遇上了非典，亏得一塌糊涂。现正急于转让，苦于后继无人。凭我的经验，我知道即使我披露了此事，有关单位也拿他无可奈何。把他逼急了，他随时可能逃之夭夭。到时冤无头，债无主，吃亏的还是女孩。而这样的结果又恰恰不是我愿意看到的。我就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包括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各种手段用尽了终于撬开他的金口他答应赔偿。经讨价还价他决定预付500元钱但前提是我不曝光。新闻不发意味着我白忙活了，然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也是女孩获得的唯一一笔赔偿。后来女孩的家人曾找过劳动部门，也找过律师，然而均没有下文，此事也不了了之。那之后不久，那家酒店就如我预料中的易了主，女孩也不知去向。
《江南时报》 (2004年11月07日 第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