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职业的伤痛　“11·8”记者节反思记者权益

　　虽然经常有“我们维护百姓权益，谁来保护我们的权益”的疑惑，但我们仍然痛并快乐着，问候自己：节日愉快！

　　感悟

　　“教师节”、“护士节”，以职业命名的节日还真是不多。自己的职业享有节日的冠名权，本身就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但有人打趣说，发现没有，弱势群体才有享受节日的权力，比如，“儿童节”。

　　中午回到报社，办公室放着三封信。一封信来自英德，挂号标签讲述着发信人一定要把资料递到我手上的迫切心情。另一封信来自始兴，信封上的欠资章暗示了当事人遭遇不幸之后的窘迫处境。最后一封信来自开平，30个不认识的签名称呼我“尊敬的同志”。想想自己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固执地投身这一行，不正是希望寻找这种“被人需要”的价值感吗？

　　我拆开它们仔细阅读一遍，又整整齐齐地收入案底。原因大抵可以这样表述：发信人倾注自己全部感情讲述的“悲惨故事”，我作为记者无法核实。经验告诉我，对于这种事情的采访必将遇到重重阻挠，激情碰上冷遇。

　　想到自己可能辜负那些普通人对记者的信任和求助，我不仅不快乐，还常常感到自责，甚至觉得侮辱了“记者”这个行业。

　　更让人感到沮丧的是，想出一个能够化解“重重阻挠”的招数几乎都是以徒劳无功收场。记得自己刚刚出道的时候，受命采访一宗社会治安突发事件，与联防队员的言语冲突“顺理成章”地演化为身体接触。同行的记者劝解一番，“我被人打过、也打过人，最后发现这样的冲突影响自己的心情。而往往那些心平气和的人拍到了好图片。”

　　这番话，显示了强大的影响力。从此之后，我不和人吵架，绝对不动手，目的只有一个——顺利拿到料，完成采访任务。想做一个成功的职业记者，似乎必然要以牺牲自然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

　　令我奇怪的是，我竟然很少因为这种身份的分裂感到煎熬。看来“记者”已经成功的变成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我总是生活在“记者”的主体意识之中。

　　记者节，很多人把话语的重点放到了“记者权益”的高度，不少人都在问“记者的合法权益为何屡屡受到侵犯？”“所谓‘合法权益’，‘法’在哪里？无法即无所谓‘合法权益’或‘非法侵害’”……我们经受的“待遇”，至今获得的只是一个节日的名称。我平静地关掉这些网页，回到真正的记者生活。

　　既然“记者”已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又有谁会为了生活方式而热烈庆祝？这或许是记者虽然有节，但是新闻工作者却从不因此而放假、休息的原因。

　　2003年被称为“记者被打年”，2004年的数据仍在增长。就在前两天，北青报、华商报的记者遭到殴打，而更多被打事件只是被我们用微笑带过了。　杜旺生　文

　　图：

　　威胁

　　10月27日杭州某演唱会，工作人员阻止记者拍照并作势要砸相机。

　　拉扯

　　10月20日，河南大平矿难。燕赵都市报女记者试图采访住院伤者，被当地保安拉扯出病房。　刘可　摄

　　抢夺

　　广州摄影记者在采访时受到采访对象阻挠、挨打或抢夺相机的事已不鲜见。

　　王景春　摄

　　拦截

　　今年年初，南京建邺区某机械厂厂房起火，南京电视台记者采访时遭到多人殴打。

　　痛打

　　昆明某摄影记者采访时遭到交警干涉，被打至昏迷倒地的他手中仍紧握着照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