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导比严禁更有效

　　虚拟＠现实之五岳散人专栏

　　日前广州举行的第二届性文化节，首次允许16岁以下青少年观看所有性器具、性宣传，据说这一“放开”引起许多家长的关注。专家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家长在传统上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只要是与性有关的事动辄“禁止”，但事实证明，对青少年更有效的性教育办法是“疏导”和“解释”，而不是“压制”。

　　疏导比严禁更有效，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大禹的老爹应该是治水不力让“上面”给法办了。他用的方法最直观：堵。洪水到哪里，他老人家就堵到哪里，一副拼命三郎的模样。可惜，事儿办砸了。

　　类似的，还有南京的一则新闻。据南京媒体报道，前些天有大学生上街宣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顺便发放了一些避孕套什么的。据说，有些南京的好市民对此颇有微词，报道引述一位老人家的话——“让大学生干这个不合适，尤其是把关于性的照片公开展示、现场发放避孕套，都有负面效应，诱发不懂事的孩子走上歧途”云云。

　　这里的“歧途”是我最不明白的一种形容方式。按说保护自己免受疾病侵害怎么也算不上“歧途”，而掌握正常的生理知识恐怕也跟“歧途”不沾边。能让我找到的惟一解释，就是这些物品可能唤起年轻人对于“性”的好奇，可这基本上是一个人必然经历的生理成熟过程，要是这也算“歧途”的话，太监可能是这世界上最不会走上这种“歧途”的人。

　　既然我们的社会要延续，走太监之“正途”不是一个好选择。按说我们明智的祖先早就把这事儿琢磨透了，比如大禹他老人家接过他老爹的铲子以后，就把水给疏导出去了，至今大家还念着他的功劳。人类天生的生理过程就像流水似的，堵是没什么用的，只能进行“正确的引导”。而引导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年轻人如果不注意的话，会有什么什么后果。

　　一般而言，现代社会重要的标志有两个：一个是个人隐私得到保护，一个是公共事务需要透明。在我看来，发出“歧途”高论的人对于公民社会没有基本的概念。患病个体的权利属于个人隐私，而告诉大众怎么预防疾病就是公共事务。我们都应该还记得“非典”在不透明的环境中，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恐惧与损失。而艾滋病虽然传播方式没有那么可怕，但隐蔽性强，更不容易为大众所防范。

　　对于一种威胁人身的疾病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应该怎么进行防范，至于这种疾病与上半身还是下半身有关，其实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这样的透明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控制疾病的传播。

　　这个道理其实不光对于疾病有效，在任何健康的社会里，最大的恐慌不是灾难的发生，而是没有正确、权威的渠道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一个不透明的社会，不透明就是所有恐惧与谣言的温床，就是动乱的培养基。

　　这种不透明社会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用道德来注解一个纯技术性工作。那个说“歧途”的老者就是在潜意识里把“性”当做了一种肮脏的东西，否则他“歧途”的概念是不能成立的。用道德的大帽子来掩盖真实世界发生的事，让大家都以为这个世界一片歌舞升平，青年男女们都做“思无邪”状，不是选择性失明，就是根本没把人本身当做有独立思维与精神的个体。

　　顺便说一句，看到这种说“歧途”的人，除了让我想起大禹他老爹的教训以外，我还想起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皇帝。该皇帝曾表示，他对于女人不感兴趣，连看见她们都觉得讨厌。后来写历史的史官也没评价这事，就是把该皇帝的子女统计了一下，好像是两位数。这事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装什么圣洁，就跟那点事谁不知道似的。

　　(作者供职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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