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妞妞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妞妞的父亲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感谢各方面监督，已向市委作深刻检查。此次事件由深圳市有关部门下文要求学生观看电影《时差七小时》而起，随着媒体调查的深入，公众质疑的焦点已不仅仅停留在有关部门强推电影上，而是对女主角妞妞名下巨额资产来源产生了怀疑。
年仅25岁的妞妞名下共拥有三家公司的股份，“总资产”高达769万元人民币！一个尚在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哪来的这么多的资产？有记者问妞妞：“为什么你在这些公司有这么多股份？”她支吾了一会后回答：“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在国外留学。可能是我的妈妈借用了我的名字投资的吧。”（据《南方都市报》）显然，公众有理由对妞妞不菲的留学费用和名下巨额资产的来源产生怀疑。
公众的质疑与妞妞父亲身为深圳市高层官员的身份分不开的，这种质疑就象妞妞父亲所说的那样，是各方面对他的监督。个人收入和财产本属于隐私范畴，官员当然也享有个体隐私权，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当个人隐私甚至阴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当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的家庭财产等情况要求予以了解时，后者不能以个人隐私权相对抗。如果官员的家庭财产远高于其正常的薪金收入，公众对此产生质疑是合情合理的。
事实上，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民众享有对政府官员财产状况的知情权。该项制度通常要求具有一定职位的政府官员在任职之初、任职期间的某些固定时期以及离职后的一定期限内，申报属于自己以及与其共同生活之亲属的财产。这样做，既有助于监督部门及时发现贪官的腐败迹象，又能维护原本就拥有众多资产的官员的声誉。从“妞妞事件”看，如果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公众平时就能通过制度渠道清楚地了解到这位高官的家庭财产状况，不至于引发无端猜疑和官员信任危机。
在这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制度可供借鉴。香港自回归以来就开始实行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利益申报主要分两方面，一是公务员本人须申报的投资、利益的种类，二是公务员家庭成员的利益申报。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无论“贫富”，资产都被详细披露，可供市民查阅。香港透明开放的舆论环境也是实行该项制度的有力保障，前财政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买车问题上被指责有利益冲突的嫌疑，招致媒体的质疑和批评，最终辞职。
其实早在1995年，有关部门就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遗憾的是该规定仅涉及收入申报，而且执行起来大多流于形式，没能发挥预期的作用。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建立起有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将具有一定职位的官员的家庭财产状况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稿源：红网)(作者：莫林浩)(编辑：徐志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