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茅盾在《子夜》中描述的颓废的、充满欲望的上海，还是张爱玲小说里将其作为永恒主题的琐碎而慵懒的上海，这个城市都是一个暧昧而撩人的巨型空间。这种撩拨不光是感官上的，弥漫于十里洋场霓虹灯的眩晕与香水味的氤氲中的；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它隐藏在种种以上海消费文化为蓝本的文化想象当中，所以当看到《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这本以酒吧为现象本体的大众文化批评文集时，读者应该不会太过惊异于作者的“小题大做”。
套用时髦的术语来说，上海在近两百年前就已经被迫融入了“全球化”经济政治秩序中。作为历史与政治联合安排的后果之一，租界的存在，为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提供了资本侵入的场所与起码的秩序保障。同时，与布尔乔亚阶层相对应的，在消费理性支配下，以纯粹追求快感官能的满足为特征的生活休闲方式也悄然替代了传统的节欲的生活观。而以此为酵母的文化与构想的分泌物，都作为胎记融入了上海的历史血脉当中——酒吧（这里的酒吧仅是泛指，实际也包括咖啡馆）正是其中的一种。
为了不至于迷失在作者的语言森林中，我们将作者提供的文本做个简单的现象学还原：酒吧首先是一个狭小的空间，各种各样的人们在此饮酒、喝咖啡、闲聊、打发他们认为多余的时间。但是同时我们知道，作为典型的“公共领域”，酒吧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的形成客串了触媒的功能，并为他们最终战胜封建贵族的文化霸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提醒我们回味那句再经典不过的话：“一个人以上的地方就有政治。”
从本质上来说，酒吧也是工业生产的领域之一，它并不直接从事物质或劳务性生产，仅仅提供一个实地场所与相应的符合人们某种心态的氛围，诱使他们花费比在其他场所多数倍的金钱来维持这种文化泡沫的斑斓色彩，而酒吧中的消费者则可能在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成为一条巨大的生产长链中的一个环节。比起国外酒吧的廉价（这样就利于低收入阶层的参与，从而形成真正的“公共”场所），上海的酒吧消费所需要的昂贵价格就像一道无形的壁垒，使中产以下的阶层对其望而却步。于是在国外作为经济民主象征的酒吧，在部分公众缺席的情况下，就蜕变为“成功人士”展开其精英叙事的复乐园。
上海的酒吧在氛围酝酿上的永恒主题是“怀旧”与“欧化”，这里的时间和空间是指向上个世纪30年代初的。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在缅怀上海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但在其背后如幽灵一般活跃着的，是“罗曼蒂克”的人们对远在彼岸的小布尔乔亚式生活的臆想，并以此完成对自己身份归属的界定。
酒吧的存在表达了文化“小资”们将生活美学化与浪漫化的愿望。在酒吧这个相对单元化的空间里，只要有支付的经济能力，就能暂时脱离酒吧外前现代和现代的生活方式，让自己沉浸到一个由历史碎片拼接成的时空迷宫当中——但这丝毫不能改变酒吧外的时空秩序，借用王晓明式的话语，这一切不过是“半张脸的神话”掩盖下的一场规模性文化意淫而已。
《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
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