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

　　南北学者康乐园里共话“中大精神”

　　中大最可贵在“中”不在“大”

　　对话人物

　　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著名学者，1977年—1984年就读于中山大学中文系。

　　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导，著名学者，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陈春声：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徐安龙：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导，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因为母校80寿辰，前晚，四位南北学者坐在了一起。不论是曾经求学中大的陈平原、万俊人教授，还是留在了康乐园里潜心学问的陈春声、徐安龙教授，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观点也许不尽相同，但说起母校，个个兴致盎然。

　　北大是自由学术天堂，清华崇尚科学，而中大取其“中”

　　记者：在你们心中，中大是个什么样子？

　　陈春声：我一直记着一位老前辈说过，“中大最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大的优势不在于她的规模，而在于她一直都能遵循学术规律正常发展。

　　万俊人：我的求学治学经历了中大、北大和清华，由南到北，每所大学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清华崇尚科学，北大是自由学术天堂，而中大则恰好在这两者之间。怎么个两者之间，很难说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

　　陈平原：我曾不只一次提及，大学教育的微妙之处，在于如何“为中才定规则，为天才定空间”。清华注重定规则，北大更愿意为天才留空间，中大在我的感觉中，取其“中”。

　　在中大读书，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山先生所题的“学生要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是中大的灵魂，对我的学术、心理成长影响很大，我一直记着。有一次回母校，发现原来镌刻在小礼堂的这句话不见了，于是写文感怀，后来才得知是小礼堂装修，在这里向母校致歉。

　　徐安龙：我从小就想学自然科学，高考之前就看哪所大学植物学研究在全国有名气，一了解，就报了中大。4年之后，拿着奖学金去美国深造，最后还是选择回母校教书。在南方、在中大做学问有种很实在的感觉，有一说一，没有的也不会吹大。特别是做科研的，只有在实验室里证明了，才能说它是正确的。

　　记者：这所大学对你们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陈春声：广东比较自由，不怎么理会别人怎么看，这点也影响着中大。在中大生活，很自由，你做得很好，别人赞扬的话并不多；你做得不好，也没有那种强烈的“己不如人”的压力，这种氛围对最好的学者来说是很好的。因为最好的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有独立的思考空间，靠自身的内在驱动力前进。如果是“中才”，则会形成固步自封、懒惰的习气。

　　陈平原：20年前，我还在中大读研究生，去北大查资料，递上介绍信，人家问“中大在哪里，在南京还是在武汉”，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好多年前我对中大领导提出过建议：不要再提“华南最高学府”、“华南第一”，这种提法毫无意义，定位为“华南最高学府”，把自己封闭在南面，自我限制。中大不是华南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应该有创办为国际名校的视野。事实上，广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处在政治、文化中心，这使它形成思想独立、不容易被人左右的氛围，学者思想活动的余地也大，这点对我治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万俊人：南北之间还是有差异的，在中大听的哲学课程，老师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一个很系统的思维训练。因此，我受中大影响的程度可能比北大还要大。后来在北大听课，老师可能一个上午都是在讲故事，自己回去回味一番，才知道老师不仅仅是讲故事这么简单，所有故事都为说明某个道理。

　　大学精神讨论准不准确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

　　记者：中大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大精神”的讨论，搞得轰轰烈烈，你们有听说过吗？

　　徐安龙：那时我刚回国不久，并没有参加到这场讨论中，但仍感觉到当时学校的气氛有点沉闷，尽管地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这所学校做学问的氛围却不大“前沿”。从这个意义上讲，那场讨论起码引发了中大人的激情。

　　中大精神给我的感觉有两个：一个是实事求是做学问，这态度在陈寅恪先生身上体现得最生动。第二就是包容的精神，我的恩师、培养了100多个博士生、硕士生的张宏达教授在我上任生科院院长的时候送我四句话——“见人之强、容人之量、用人之长、急人之难。”这四句话，我一辈子都记得。

　　万俊人：那段时期，中大比较艰难，以我所在的哲学学科来说，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大哲学已经陷入了低谷。不过这几年中大的确进步很大，现在的哲学已经在国内排在前四，从这个变化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上世纪那场讨论的巨大作用。

　　陈平原：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也在讨论“北大精神”，我不太赞成这样的提法。所有的精神都在建构中，没有不变的精神，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所大学的精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国外著名的学府，哈佛和耶鲁都有校训，但都不曾有过什么“哈佛精神”、“耶鲁精神”。为什么中国人就喜欢这样概括？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想用一句话、一个口号来记住中大、北大。我可以理解这样的愿望。

　　这种讨论可以进行，准不准确、能不能概括，都无所谓，关键在于它可以凝聚人心，畅想未来。因此，与其争辩什么是“中大精神”，不如直面中大目前的现状，怀着虔诚、期待的心情参与到新的学术传统的创造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陈春声：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当我们试图用口号或一句话抽象地概括归纳的时候，理性往往会在这里失效。学校也知道这样做有风险，讨论进行了一年多，最终也没有定论，后来出了一本书《凝聚中大精神》，把所有有代表性的观点全收集了进去，李延保书记还写了个漂亮的序，他的这个序不是几句话的归纳，更像是对中大历史的回顾，不下一个结论，目的达到了就行。

　　在现代大学激烈的竞争中，中大应该有更前瞻的眼光，更大胆的动作

　　记者：说了母校那么多的好，那各位学者认为中大在这80年的发展中有没有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陈春声：教授可以批评自己的学校，这是一所好大学的标志，中大现在就有这种氛围。我认为中大师生的国家、民族意识相对比较薄弱，这不仅影响到学术上的竞争力，而且会影响到人文精神，这决定了他们的眼界、毅力、研究的内在驱动力与北方学者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陈平原：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所大学的教授们都说自己学校的不好，而毕业出来的学生都说母校好，我虽然在中大只读了7年书，但我是南方人，我深知南方人的聪明、勤奋、精明、实际操作能力，但有时会显得有点小气，格局上会小气一点，做学问各方面都到了，感觉就是差最后一口气。中大是有自己的优势的，除了中大本身的力量之外，广东省地方政府的支持也是重要优势。以中大现有的学术基础、经济实力，加上制度上如果有好的创新，中大一定可以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在目前高校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中大如果能借80周年校庆的机会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吸引更多一流学者，潜力还是很大的。

　　万俊人：批评母校是爱之深，责之也深，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不足，我欣赏母校的细致，但有些的确还不够大气，例如在人才聚集上还有很大的空间，在现代大学激烈竞争中，应该有更前瞻的眼光，更大胆的动作。

　　徐安龙：我说过中大在中国要超过北大、清华，很难，所以我们要有国际眼光，要大胆走出去，去与世界一流大学交融，真的开辟出自己一条鲜明的道路，思维更超前点，动作更大胆点。

　　本报记者　梅志清　谢苗枫

　　通讯员　朱孔军　李汉荣

　　本文得到广东电视台《前沿对话》栏目的支持，特此鸣谢。

　　送一句话给母校

　　我希望中大能走出华南。

　　——陈平原

　　希望学校未来能更加正常发展。

　　——陈春声

　　希望母校的思想、精神永葆青春。

　　——万俊人

　　我希望中大能走向世界。

　　——徐安龙

　　图：

　　左起为徐安龙、陈平原、万俊人、陈春声在对母校精神展开热烈的讨论。

　　本报记者　陈健聪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