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在日前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落败，小布什成功连任。在选举尚未揭晓之时，有国人翻开历史一看，原来克里的祖先早在19世纪前半叶就与我们中国打过交道。1839年，美国“旗昌洋行”的福布斯家族，曾成功地迷惑了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使其鸦片贸易逃避了打击，一跃而成为与英商“太古”、“怡和”比肩的“鸦片巨头”。而“旗昌洋行”的拥有者，就是克里母系的祖先。(11月3日第2期《新周报》)
对鸦片，国人一向是恨之入骨的。当年，“虽十室之邑，必有烟馆，游手之人嗜之若命，有心世教者无不痛心疾首”。因为鸦片而引发的战争，使1840年成了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分野。实际上，在此前的一个世纪，国人已经多少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陈其元《庸闲斋笔记》载，雍正七年(1729年)，商户陈远贩卖鸦片34斤被捉，漳州知府李国治拟将其充军。然而陈远在过堂时，“坚称鸦片原系药材必需，并非做就之鸦片烟”。让药铺的人来作证，也说：“药名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制鸦片丸，医治痢疾。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于是福建巡抚刘世明下了结论：“鸦片为医家需用之药品，可疗病，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为干犯例禁之物。李国治以陈远家藏之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陈其元说，读了这个奏折自己不禁失笑，“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不过他也认为，可能是“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
谈到禁烟，人们的目光往往首先集中在林则徐身上，起因却实乃于黄爵滋。黄爵滋是道光三年的进士，道光帝评价他“遇事敢言”，故“特加擢任”，并且还告诫他“勿因骤得生阶，即图保位”，一旦舒舒服服，就不吭声了。有部自署“闲园散人”的《烟海纪闻》，煌煌八巨册，专门记载道光年间禁烟。该书“首录黄鸿胪(爵滋)折子；次廷臣会议折及谕旨；次林文忠(则徐)拟议章程折二、片奏二，附戒烟药方；次林文忠为钦差大臣谕各国夷人文一道”，按照时间顺序，黄爵滋排在第一位。《清史稿·黄爵滋传》完整地收录了这篇奏折，奏折指出“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道，随在吸食”的现状，强调“以中土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的严重性，然后开出了治理药方：从严禁海口转为严禁吸食，给一年的戒烟期，戒不了的，杀头！至于黄爵滋的建议为什么遭到多数方面大员反对而最终还是回到了林则徐去严禁海口，茅海建先生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溃》中有详细的论述，其中，内地的官员们把责任推向广东一地以摆脱干系、乐得轻松的做法，给我的印象很深。
“粤省奸商勾通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馀万两；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之多；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黄爵滋语)。那么，怎么防止“漏银”呢？有“留心国计者”出主意了，说干脆“请令直省普种罂粟花，使中原之鸦片益蕃，则外洋自无可居奇之货”。这个问题，黄爵滋也考虑到了，但他担心国内种植的品种不行，“食之不能过瘾”，搞不好，非但外烟未绝，反而内地又生一害。也有人说，干脆还是准许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在这种观点看来，纳税的费用如果小于行贿的费用，夷商们一定会乐意的。(《浪迹丛谈》)诸如此类的信息，透露出的是官员对禁烟的不作为或胡乱作为。
《世载堂杂忆》载，有一次江苏议禁鸦片烟事，全省司道重要职掌人员会集于江宁都署，大家都到齐了，独藩司孙衣言久候不至。藩司是主管一省民政与财务的官员，他不来，会议开不起来。派人骑马去催促，还不来；等到孙衣言终于来了，却是进门就说：你们究竟要议什么催得这么急？我还有两三口鸦片烟没抽完呢，议事提不起精神。大家一听，“瞠目相视，不能作一语”。开会的目的是讨论禁烟，而藩司当场自认吸鸦片，首先犯禁，怎么办呢？一点辙也没有，只有“改议他事，敷衍了局”。因为孙衣言的“清德、名望、辈行俱高”，人们“不便奏参”，使其“在江南任内，终莫可如何”。
虽然在100多年前，“旗昌洋行”几乎就是“鸦片贸易”的代名词，但其后代之一的克里表现出禁毒态度的十分坚决，在竞选演说中他甚至声称：“如果怀疑是运毒的飞机，我们可以把它打下来。”国人今天也在不断反思历史，除了记取前人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恐怕更多地还得检讨当时官员们的作为。养痈成患，他们难逃干系。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