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第一代ＭＢＡ，又在澳洲Ｎｏｒｔｈ Ｓｔａｒ大学获博士学位，并成为澳洲最大运输公司的中国部经理。今年4月，他以5000元的月薪和一间集体宿舍的待遇，“海归”到深圳。劳动价值和价格的过分脱节使记者瞪大双眼；而他的解释是：“一只‘工蜂’的幸福感＝成就感，我就是一只‘工蜂’。”
这个自称为“工蜂”的人叫李少逵，和他交谈时难免需要你“仰头”，因为他有1*88米的身高；因为他有很好的教育背景--中国第一代ＭＢＡ、澳洲Ｎｏｒｔｈ Ｓｔａｒ大学管理学博士；还因为他有扎实专一的工作经历1992年开始任一家外企首席代表，在澳洲读博士期间又成为澳洲一家最大的运输公司中国部经理。而在深圳，他却以5000元的月薪和一间集体宿舍的待遇，做了一家国有国际运输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总经理；这难免让人感到不解，而他却说，因为他天生是个创业者，因为他天生是个要靠“成就感”来滋养的男人，所以在事业选择上他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他不想只是看管别人耕好的田地，而要做一只开荒的“工蜂”，他喜欢在自己开垦的土地上“闻香酿蜜”。
他的确称得上是只“工蜂”：为了工作，36岁的他选择与部下一起住集体宿舍，他说这样会使部下产生一起打天下的亲切感。他说前不久他太太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来看他，也与他一起住在集体宿舍，丈母娘抱怨他把客户看得比老婆孩子还重要。
他是一只“另类”的“工蜂”，因为他还有工作之外的理想：他说他好想唤醒深圳人的社会责任感！他说深圳的高楼大厦很漂亮，城市环境很舒适，但是小偷也时常出没。他说如果每个深圳人都将打击这些不良社会现象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深圳会变得更美。为此，他给市长热线打电话，又专程到报社表达他的愿望。他说不这样做心里感到难受，既然住在这个城市就要爱这个城市，就要对这个城市负起该负的责任。他说为了“负责”他亲手抓过小偷，有时还弄得自己很尴尬，也很灰心--围观者往往像在戏院里看戏，高兴了吼上一嗓子助威，却没有人会上“台”帮忙。他说西方人将社会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总在自觉地思考和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有些市民却把解决社会问题看成是政府的事，这种消极的“社会态度”不利己，不利家，也不利国。
他说他希望国人都能成为后ＷＴＯ时代的赢家，为此，他认为某些国人应该在一些观念和习惯上尽快“国际化”。他举例说，外国人的诚信在小事大事上都有体现，但有些国人在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弱。很多人不会太在意约会迟到，更不会有人将它提升到“事关诚信”的高度来认识，但西方人往往视无故迟到为不守信用。诚信的缺失让他在工作上也很苦恼，如一些公司因为怕开“空头支票”而给业务交往带来不便。
他说要想成为一只能享受“成就感”的“工蜂”，就必须能吃苦。他认为苦难能磨炼一个人的意志并给人带来好运。小时候，他们全家4口人，还有外公、外婆、奶奶需要赡养，全靠父亲每月39元工资生活，他10岁时就去医院换血为母亲治病。一次为了母亲治病需要吃阿胶、红枣，他去偷东西被警察抓住，回家后，父亲抱着他痛哭。他说他是在父亲的痛哭声中立下志向的。ＭＢＡ毕业后，他成为青岛一家外企的首席代表，还常穿着单衣啃着冻硬的点心，在锚地一干就是一天一夜，这种故事在他后来的创业生涯中成了家常便饭。在澳洲读书期间，一次他生病发高烧40度，一个人在迷糊中拨救急电话，回家后无力烧水吃药，就用冷水吞，而没有向其他人求援。他说，你要人花时间帮你，就等于花了人家的钱，而钱对于在澳求学的游子来说都很重要。他说人要乐观面对苦难，并且要以苦难来训练自己的毅志力，这样的人才会永远充满斗志。
他说自己是一只很幸运的“工蜂”，他亲历过为祖国的强大情不自禁狂喜流泪的过程。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他在澳洲，他们一群留学生身穿写着“中国必胜、祖国万岁”的上衣，坐在看台上为中国队加油。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他们在异国他乡听到熟悉的国歌，都非常激动非常真诚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之后，他更加明白自己是谁、自己该干些什么。他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但内心有一股希望祖国强大的冲动，所以，除了做好一只“工蜂”外，还想尽力去倡导一些对国家、对国人有益的观念。
“工蜂”李少逵除了个人创业外，还想尽力倡导一些对国家、对国人有益的观念。（来源：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