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雷雨》

　　吕恩

　　曹禺的《雷雨》面世已七十年了。它是在全国各地区演出次数最多的一个剧目，许多剧团把它视为“看家戏”。

　　上个世纪的1933年《雷雨》发表，我是在1935年读到的。由于当时我太年轻，在中学里读书，对社会上的一切完全生疏，它的单行本，只看懂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家破人亡的大悲剧；至于它的深刻之处没有看懂。

　　经过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我进入了专业演员的行列。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我在香港工作，一位原中国旅行剧社的演员，当时的同行同事车轩来找我，告诉我中旅的台柱子唐若菁女士流落在香港，同仁欲发起演出《雷雨》，大家尽义务，演出收入除成本外，全部归若菁。这是公益事业，我不好拒绝，答应了。他们派我演繁漪，鲁妈仍由若菁自己担任。《雷雨》是中旅的老戏，按照他们的老路子，我读熟了剧本，匆忙上阵，当时我没有多想，我信任曹禺笔下的人物，照他的指示行动。没想到在香港演出每期两周日夜场，场场爆满，引发了香港人对话剧的浓厚兴趣，以后还演出了解放区的剧目《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等话剧。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排演《雷雨》，我有幸被分配仍扮演繁漪。接到通知，兴奋的心情是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那时全国解放不久，学习气氛很浓厚，大家学习了一点马列主义的皮毛，就想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人物，于是把剧中八个主要人物分为两个集团———周家、鲁家。鲁家是劳动人民自然应该同情，周家是资产阶级，周朴园、周萍是罪魁祸首应该批判。繁漪呢？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资产阶级的太太，不是也该批判吗？然而在曹禺原著的剧本前言中明明写着她是作家最同情最热爱的一个人物。理性要批判，感性要同情，我不能生活在两种迥然不同的心态之中，我困惑，慌恐了，我进不了创作状态，在排练场上徘徊游离。我在万分无奈中去请教总导演焦菊隐先生。这是我自从演戏以来最痛苦的一次经历。我哭泣着要打退堂鼓，焦先生给我排解，说不要去想什么阶级，按剧中作者的指示去行动，去努力，完成角色塑造，不能打退堂鼓。焦先生稳住了我的情绪。

　　那时，为排演剧组曾去东四八条朱家大宅门深入生活。老爷朱启钤当过袁世凯时期的国务总理，煤矿董事长，他还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的德国俘虏，开发了北戴河的公路等。他的诸多女儿在北京都是有名的大家闺秀，经常在北洋画报上刊出照片。朱老先生已经耄耋之年，余威尚在。他们住的院子里只有他和一位比他小几十岁的姨太太，以及他二儿子的媳妇二少奶奶，共三人。我体验生活的对象就是这位二少奶奶，她瘦长的身材，鹅蛋脸，高高的鼻子，一对透着有灵气的眼睛，不时又露出一丝忧伤。四十岁上下，风韵犹存。她的婚姻奉父母之命，不美满。结婚二十来年已经和丈夫分居十六年，丈夫另有所欢，在外面有小公馆。她一个人住在偏院的一排平房中，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连说话的对象都没有，和小姨太一同侍候着老太爷。解放已经四年多了，她们对外面的一切全然不知。见到我后先是有礼貌地接待，以后我们接触多了，很快地交上了朋友，我窥视到她的心灵深处，别看她生活在富有的家庭里，精神上很空虚苦闷。她欢迎我去她那里做客，可以带给她一些外界的新事物。我们都是女人，所处的大时代相似，我能理解到过去没有接触到的另一种妇女内在的心灵生活，我塑造繁漪的形象有了很多真实的依据。虽然她没有繁漪勇于争取平等自由的勇气，但是妇女的痛苦，夫权思想的专制，我得到真实的印证。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一个人又去了东四八条。刚进门二少奶奶说老太爷的女儿从天津来看望他，要我去上房老太爷那里坐坐。我们坐了一会，接近中午，我起身告辞，还没有出二门，姨太太和二少奶紧追出来要留我在她们家用餐。我想我是个国家干部，怎能在资产阶级家庭用餐？不行，我一定要走！她俩急得紧扯住我的衣服，几乎用乞求的口吻说：“请赏给我俩一个面子吧！老太爷说要留您，一定要把您留下来，今天他高兴，否则多少天的日子我们都没有法子过下去。”我看到她俩含着泪的眼神，手拉着我的衣服似乎要跪下来，我心软了，心想回去再向组织交代吧，检讨我没有划清界线。在进入上房的一刹那，突然两句台词飞进了我的脑子，周萍说：父亲的话向来就是这样，他说一句就是一句。繁漪说：他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的。一种绝对专制的家长统治使上房的空气变得阴森，窒息，我进去坐下，也变得战战兢兢起来，我找到了繁漪在周公馆里生活的感觉。

　　《雷雨》剧组在八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案头分析，讲故事、写自传、体验生活，终于在东华门大街的北京剧场彩排演出了。首场演出结束，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处长凤子女士到后台来祝贺，单独对我说，邓大姐（邓颖超同志）来看了戏，要我带话给你，对繁漪要同情！同情！再同情。邓大姐对繁漪寄予无限的同情，看出了我对繁漪的理解还不够。我又反复读剧本，从情绪记忆中加深对繁漪苦闷的感受，调整我的行动线，加强我的时代感……从微小的地方做起，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声叹息，进入状态。

　　《雷雨》演出以来，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爱，自然地形成了“北京人艺”演出中第一个保留剧目。1956年，第一次全国话剧汇演，我院的参演剧目是曹禺新作《明朗的天》，《雷雨》作为参展演出。以前苏联为首的八个国家的艺术工作者看了我们剧院两个戏的演出，一位罗马尼亚的女演员说，都是曹禺的著作，她更喜欢《雷雨》，因为《雷雨》的人物更深刻。前苏联著名作家考涅楚克夫妇五十年代后期来北京剧场看《雷雨》，其夫人是波兰籍的著名作家。两人来到后台，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抽烟时手直抖打不着打火机，夫人说太激动、太激动了，再也说不出话来，考涅楚克说真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指着我说，繁漪第四幕的第一次上场，是皇冠上的一颗宝石。这场戏恰恰是总导演来到我们排练场指导排的一段戏，正是我找到了繁漪的感觉而进入规定情境的时候。

　　文革开始后，《雷雨》被扫下了舞台，在文革后期我得了难治之症，被迫提前离休了，从此和《雷雨》告别。后来拨乱反正《雷雨》再次搬上舞台，我只能坐在观众席里看《雷雨》，但我的心仍和繁漪相随相伴，无法分开。

　　我和《雷雨》相交十多年，如果说有什么心得体会，那就是“时代感”太重要了。

　　“时代感”就是作者所写剧本的时代背景，曹禺的《雷雨》写的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我们就要去挖掘二十年代人物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要把观众带到那个年代的气息中去，观众才会理解当时人物的思想感情，为什么必然会发生那样的故事。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敬爱的周总理来我院共度春节，谈到了《雷雨》的演出。总理说：曹禺的《雷雨》是反封建的，《日出》是揭露资产阶级的。总理简洁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雷雨》的主要人物中，对封建思想最憎恨，反封建礼教最坚决的是繁漪，她为了争取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不惜用自己的一切，名誉、生命同封建的旧势力、旧的伦理道德搏斗，以她微弱但顽强的生命去撞击庞然大物的封建礼教，最后是必然的毁灭了，但她的毅力和勇敢终于把周公馆的大厦撞出了一个大窟窿，屋基倾斜了。她的光亮只存在于一刹那就消失了，但她是成功了。这是星星之火，代表了当时社会中的先进的一方面，不是更值得同情，同情，再同情吗？

　　《雷雨》是寓教于艺术之中的一部经典之作，她旺盛的生命力将会不断地延续下去。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13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