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日前，北京20多位知名作家、学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的张艺谋电影研讨会上，给张艺谋的电影开列了“六宗罪”：过于形式化，缺少心灵感受、缺少人文关怀、缺乏想像力；追逐名利、艺术失去了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他的电影不是艺术珍品是赝品；历史观陈旧，有文化恋尸癖；提高电影发行门槛不利国产电影发展。这个被媒体称之为“文化界‘讨伐’张艺谋”的事件，随即遭到了张艺谋电影的投资方、新画面公司董事长张伟平的逐条反驳。有关张艺谋的争议再度成为热点。
似乎是从影片《英雄》开始，张艺谋俨然已成“双高”导演——高票房，高争议。面对争议，张艺谋不以为然，照样在各种场合宣讲他的电影美学和艺术追求，言辞中不乏献身电影艺术的悲壮和力图振兴中国电影的雄心。但这样一个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名导演，文化界对他的评价却日渐走低，大家普遍认为，张艺谋已经从一个艺术家蜕变成了商业主义的宠儿，他在市场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他电影中那苍白、空洞、虚假的艺术面貌。
于是，就有了这道时代性的文化奇观：一边是汹涌的批评浪潮，一边是创纪录的票房神话；一边是电影院传出的阵阵哂笑声，一边是排队等待进场的焦灼眼神。在这个由资本、广告和大众叙事所建构的电影神话里，导演、观众和文化学者之间，已经有了难以弥合的裂痕。由于对电影艺术本身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张艺谋和文化界的分歧日益严重，至《十面埋伏》公映，二者之间更是达到了严重的对立。
这样的对立，似乎昭示着中国电影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分道扬镳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张艺谋成了路标式的人物。他曾拍出《红高粱》、《活着》、《秋菊打官司》等高质量的艺术影片，如今，面对强大的资本运作，他悄然转型成商业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的导演。这究竟是电影界的幸还是不幸，现在还很难作出定论，但商业电影作为消费社会的主流产品，势必继续在中国独领风骚，这是任何批评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也许，在张艺谋的内心，娱乐大众、获得市场成功才是他拍摄电影的最终旨归——假若如此，再用艺术电影的标准来评判他，岂非有点张冠李戴？
艺术指向的是审美，商业指向的是消费。审美要求的是创造和深刻，而消费要求的不过是票房和娱乐。将艺术和商业、审美和消费混为一谈，难免产生理解上的错位——文化界和张艺谋之间的对立，原因正在于此。电影作为文化工业所制造的乌托邦，它既可以是时尚、消费和娱乐，也可以是某些优雅文化、思想的表达，由此形成的不同产品，在观赏诉求上理应也是泾渭分明的。这就好比在西方国家，俗文学和雅文学、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虽然也有交集的部分，但二者的界限历来清晰可见。
在中国，作出这样的区分也完全必要。因为艺术生产有着自己的规律，受众不同，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就必然不同。在日益崛起的消费社会，称雄于市场的必然是经过商业包装的文化快餐，而真正的艺术将退守边缘，有限地影响一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由商业所催生，它代表的是一种新的电影类型的胜利——尽管他依旧心恋艺术，但他的“探索”，更多的不过是一种迎合消费的技术变化，和真正的艺术创造无甚关联。
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在商业电影这个层面上承认张艺谋的成就。他毕竟建立起了自己的电影道路，并创造了商业的辉煌。不过，即便以商业电影的标准来看，张艺谋的弱点也是一目了然的，对他进行批评依然很有必要。除了应该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外，张艺谋若想成为商业电影大师，他还得铭记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大卫·马梅在《导演功课》一书中的劝告：“艺术家的任务是把最简单的技术学得完美，而不是去学太多的技术。如此才可以使困难的事变得容易，容易的事变成习惯，习惯的事因此可以变得更加美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