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他的电影一直备受关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术评论》杂志连续两期对张艺谋和他的电影进行了集中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1月10日，《艺术评论》杂志社又邀请了一些国内电影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对张艺谋和中国电影的现状及内在冲突进行深入的讨论。
《英雄》、《十面埋伏》体现两种价值观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以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张艺谋的电影，他说张艺谋的电影一切都好，但里面有一丝像假古董青花瓷器所抹不掉的“贼光”。他从当前世界一体化、全球化的角度对张艺谋的电影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在他看来，张艺谋意义电影很大，确实是中国全球化的品牌性象征。张艺谋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利用计划经济体制的漏洞找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历史机会，拍出《黄土地》和《红高粱》、《秋菊打官司》、《菊豆》影片等，迎合了国际上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理，在国际上赢得了一个小市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南巡谈话”发表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渐多，张艺谋的电影不再受国际市场的欢迎，于是他转向国内，拍了一系列小品式的电影，如《幸福时光》、《一个不能少》及《我的父亲母亲》；新世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张艺谋电影也随之发展到了第三个时期，也就是《英雄》、《十面埋伏》的时期，这两部电影都体现出两种价值观，高端的是全球性的反恐主义的价值观，低端的是消费主义的价值观，《英雄》就是全球反恐的电影，这部电影已经完全超越了历史，告诉人们秦皇不可杀，这世界需要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和平，就是美国领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秩序。张艺谋很敏锐地看到了世界的改变。张艺谋的电影是对新世纪的隐喻，张艺谋已经变成全球化、新世纪非常重要的象征。不光是中国的象征，而且是世界性的象征。
内涵空虚的视觉景观
著名作家梁晓声、北野、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教授以及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研究员、贾磊磊研究员则从中国电影应承担的文化使命上表达出了更多的担忧。梁晓声认为，中国文化正逐渐变成一种狂欢式的娱乐文化，张艺谋的电影正体现出这一点来。北野认为张艺谋远没有达到张颐武先生所说的全球化的高度，他觉得现在人们有一种非常坏的心态，就是完全沉浮在金钱和权利的脚下。当一个艺术失去了灵魂，追求的只是金钱、利益的时候，它就去不掉那个“贼光”。陶东风的观点认为，张艺谋电影中的身体符号在发生变化，其早期电影身体编码承担了思想解放的文化动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到了《十面埋伏》，身体则褪变成了纯供消费的视觉景观，完全失去了人文的因素。方李莉认为在张艺谋电影里面我们感觉不到跟我们灵魂共鸣的东西，也感觉不到让我们懂得怎么去爱这个世界，怎么去同情别人，怎么去帮助别人。张艺谋电影上的追求失败实际上不是他个人的失败，是整个一代人对自己民族文化追求的失败。贾磊磊主张应该将电影的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分开讨论，不要因为一部电影赚了钱，就取消对其进行美学和文化精神领域的评价。张艺谋的电影从产业的角度来讲，《英雄》和《十面埋伏》对整个本土电影的推进实时起到了一种阻碍作用，巨额的发行成本骤然提高了中国本土电影的发行门槛，对中国本土电影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以罗艺军、章柏青等为代表的电影界的老先生由于深谙中国电影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主张应该从中国电影所处的严峻的文化环境方面，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对张艺谋更多一些宽容。罗先生指出，中国电影所处的文化环境之严峻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张艺谋在拍第一部影片时就知道尽管改革开放以后是中国电影业黄金时代，但创作自由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在谈电影艺术家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电影的生存环境。他认为张艺谋电影的意象造型很好，《英雄》和《十面埋伏》都体现出了东方的美，这是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所作的重大贡献。
(稿件来源：《工人日报》，作者：翟风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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