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温家宝总理和曾培炎副总理就广州民工讨薪遭打事件所作的批示经广东省建设厅转到广州市建委后，广州市建委会同广州市劳动局连夜处理此事，当晚涉嫌此事的三名责任人就被刑事拘留。广州市有关方面的行动的确是“神速”，但这种“神速”却是在中央的批示传达下来以后才有的。而早在11月3日也就是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就对此作过报道，此后一个星期当中未见有关方面采取任何行动。对同一事件的处理，有上级批示和无上级批示的反差竟然如此之大，这不能不叫人感叹。
类似解决总在批示后的事例可以说并不鲜见：一些明明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完全可以由基层政府依法解决的问题，却久拖不决，无人过问，非要民众或媒体反映到上级甚至是中央，有了上级甚至中央的批示以后才得以解决。这首先危害了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政策的权威和效力，法律和政策被弱化，甚至成为一纸空文，政府部门不依法行政，而只唯上级的批示行事，这又如何能让民众相信法律？如何能提高民众的法制观念？相反地，长此以往，会使民众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上级和中央的批示上，而不是法律上，这会进一步强化国人心目中由来已久的“清官”情结、“明君”情结，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民意基础。
在另一方面，虽说是人民利益无小事，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之间在职责、权限、管辖范围方面有着明确的划分。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现实可操作性的角度讲，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上级不应当，也不可能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并且越是上级的政府，就是越应该总揽全局，从宏观上作出决策，而不是去解决具体的事务性问题。如对欠薪问题，中央政府要做的应当是拿出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的解决方案，而解决某一具体的欠薪问题，则是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职责。而所谓解决总在批示后的实质就是一级地方政府部门不恪尽职守，而将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转嫁给上级政府，它会使中央和上级政府为琐碎的具体事务所累，影响其驾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同时还不利于理顺上下级、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解决总在批示后这一现象使得一些政府部门有了惰性，对自己职责内的各种问题，消极对待，甚至置若罔闻，养成了上级甚至中央“撮一下动一下”的陋习，其依法执政的能力不但不会提高，反而会降低。并且久拖不决，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等到上级领导批示解决的时候，解决的难度和成本早已大大增加。更重要的是它会堵塞民众反映诉求、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损害地方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使一些民众不得不选择诉诸媒体或越级上访，甚至以过激方式反映问题，从而危及社会的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中央或上级作出批示后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缘自于他们对自己仕途前程的关注与担心，因此不仅要严肃追究那些执法不力，行政不作为，甚至欺上瞒下，造成问题“上移”官员的责任，更要改变的官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民众负责的现状，将民众在官员选拔、任用、监督、约束、升迁、贬谪、惩处方面的发言权真正落到实处，这才是根治解决总在批示后这一沉疴痼疾的根本出路。(稿源：红网)(作者：王长明)(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