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天
如果不是这本书，我大概至今也不会去看对于新时期电影的某种概述。作为一个亲历者，这件事我本来觉得还不到时候。写现在进行时的“历史”，材料可以俯拾皆是，选择却是天大的难题。在一块多变的土壤上，一时间风光无限的东西，没准一阵风后，连过眼烟云都算不上；眼下动静很小的一些作品和人，也许慢慢地会沉淀出特有的价值。史是可以有个性的，但我以为，这个性的体现不是纯个人观点的恣意挥洒，而是大体经得住推敲的公论的个性化述说。对于近二十年的电影，要得出某些将来也不会再推翻的共识，现在还为时过早。比如，在中国，电影和观众之间不能分割的关系究竟用什么来维系更牢靠？每当人们为置身全球化市场、面对好莱坞强势毫无招架之功而发各种慨叹，出各种计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向伊朗、韩国的同行们学什么。
本书给这二十五年划了七个“时代”：徘徊、补课、改良、浪漫、娱乐、高歌、写实。前几个以年代划分，小有交错；后面几个，时间是共时的，说的事以人划分。这种划分以及给每个“时代”起的名，可谓苦心孤诣，因为前后相互间没有必然联系，以前没人这样分过，而这种“姑妄分之”，尽管没有道出历史前进或拐弯的规律（但愿将来能有人道出），却带来了讲述现象时的洒脱和自由。这许多就像刚看完的电影和都还健在的熟悉的人，在这种宽松的框架里被一一扫描过来，对于想探知的年轻读者，相信会有一种感性的吸引力。作者绝不是没有观点的故意回避，只是把他的所想糅进这些描述里了。
本书用生动的文学化语言，去触摸一段刚刚发生过的历史；用电影和电影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来分析每一时间段作品的成色和形态；从具体到拍摄背景、票房统计之类的量化现实，到夹叙夹议、“故弄玄虚”式的多相位理论提升……这些特点以及它所反映出的某些新的学术方式，很值得我们回味。电影本身是一个归属很杂乱的东西，意识形态工具、工业化生产的文化娱乐商品、通过多道工序由集体创作完成个人意图的艺术劳动等等。与其形而上学地规范一套模板，不如就事论事地研究每一次不可重复的过程。
本书第一次把同一时期台湾香港的电影同步列入了研究体系。除了需要花很多工夫收集资料、积累影片以外，这种开放式的思路本身，就使研究具有更为宏观和前瞻性的意义。新时期以来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香港电影由沟通而互动，由互动而共存，其间许多文化轨迹和市场规律，将在长时间内继续影响着华人电影世界。
（《中国当代电影史：1977年以来》，陆绍阳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14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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