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民
中国古典学术和文艺在晚清进入了总结时期，此时期词学创作活动的繁荣也使词学研究进入了总结性阶段，从而达到了词学理论史的最高水平。晚清著名词学大师况周颐《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的出版对研究清代词学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况周颐，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名周仪，字夔笙，号惠风词隐。出身于名宦书香之家，光绪五年举人，官内阁中书等。他与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合称晚清四大词人，亦称“清季四大家”。其《蕙风词话》与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双璧”之誉，又与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合称“晚清三大词话”，由此足见况周颐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由孙克强辑考，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全书四十万字，上编包括况周颐编定的《蕙风词话》五卷和唐圭璋辑出的《蕙风词话续编》二卷，下编《广蕙风词话》为况氏《蕙风词话》正续编之外的词学文献，共分《词学讲义》、《玉栖述雅》、《织余琐述》、《历代词人考略》、《餐樱庑词话》、《蕙风词话辑佚》、《蕙风序跋》七个部分。《广蕙风词话》不仅是《蕙风词话》词学理论的补充，且同样是晚清词学的重要文献。
清代词学理论一方面是对历史的继承和批判，一方面是各派之间理论的扬弃，况周颐早年词作有轻倩艳丽倾向，后受王鹏运影响而倾向于凝重、朴拙、沉着。他恪守传统却不一味保守，反对变革但主张变化。针对中国传统诗词学史里“词”因没有独立内容而被屈尊为诗的附庸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他潜心于词学理论的阐释，他在前人论词的基础上，提出词“自有元音，上通雅乐”，来说明词的本体内涵，肯定了词的文学地位和社会价值；同时他又重审“诗余”说，指出“词非诗之剩余”，而是“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于诗，故曰诗余”。揭示了词的性质，抬高了词的艺术价值。他将王鹏运的“重”、“拙”、“大”分析改造后加以吸收，并将其充实了新的内容作为其词学理论的核心，他的“重”、“拙”、“大”涉及创作主张、创作态度、作品境界、风格和语言等，全面而精深。《蕙风词话》为其论词之作，是他毕生词学思想的总结，全书泛论历代词人，举其名篇警句，于词论中兼批评、分析、考据与指点学词方法。书中最主要者为其第一卷之填词方法，提出作词三要：谓“重、拙、大”，要求以宋词的“沉着浑厚”为规范，抒写其“性情襟抱”，希望能以此理论针砭词坛轻佻浮滑、粗率空疏的弊病。强调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和细密深致的笔法表达作者的真情实义，又提出“情真、景真”四字，对用意、造句、守律各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可以说，《蕙风词话》是传统词学的精彩总结，对词学批评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况周颐一生致力于词学，词学论著十分丰富，生前除发表《玉梅词话》、《餐樱庑词话》、《蕙风词话》外，还有唐圭璋先生从《餐樱庑词话》、《选巷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蕙风簃随笔》、《蕙风簃二笔》、《众香集》、《香东漫笔》、《香海棠馆词话》中辑出的《蕙风词话续编》二卷。另有况氏弟子陈运彰将其生前未刊之《玉栖述雅》发表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六集，况氏各种论著之间文字互见、前后改易情况十分复杂，另外还有因生计或其他原因以他人之名写作发表的词话。文献资料的繁多芜杂给研究者带来困难，孙克强先生历经多年钩沉爬梳，首先对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中引用的《历代词人考略》的作者问题进行了考辨，通过翔实的外围资料印证得出此书实由刘承干出资况周颐著作的结论，纠正了过去学者或以之为刘承干所著的失误。孙克强先生还进行了对况周颐各种词话著作的比勘辑佚以及笔记中论词语录的辑录工作，先后撰写了《况周颐〈餐樱庑词话〉考辨》等文，并整理出《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等文，这些都为彻底清理况周颐词学文献打下了基础，也解决了学术界的一些悬案，确立了况周颐在词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14日 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