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房子，承载了太多的东西

　　贵报昨日个论版刊登阿诤先生文章《今天我们是否该举债买房》，提出“不要把买房作为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唯一抉择”，而且“租房不见得不好”。笔者对此问题有不同看法。

　　近年来国内房价一路高企，“什么都跌，就是房子不跌反升”，让贷款买房的国人不堪重负，甚至有专家说，中国城市居民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美国。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该买房，到底是租房好还是买房好呢？记得以前有专家算过一笔账，结论是租房比买房在经济上更划得来(其实国内买房也只是长租70年而已)。既然如此，为何一向精打细算的国人还不惜举债来买房呢？

　　原因在于，国人买的房子除了居住之外，还附载了户籍、入学等太多的其他东西。我有一个朋友，今年大学毕业，档案放在人才市场，但人才市场告诉他，要在广州有住房，才能把他的户口落下来。但他只是个刚毕业的穷学生，无力买房，结果户口迟迟落不下来，“连婚都结不了”。而且，长期以来，国人就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结，比如笔者，在广州漂泊好几年，一直租房子，户口也一直在外地，感觉就像没有根的落叶，风一吹就不知道要飘往何处。

　　国人不惜举债买房，算的不仅仅是经济账，因为房子除了居住之外，还承载了太多和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这些附载于其上的东西不改变，“租房好还是买房好”的争议其实是个伪问题。

　　北湘

　　“反恐演习”须有必要的真实感

　　贵报昨日A11版登了一张《中信广场“反恐疏散”》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几个女孩将毛巾放在头顶笑着往外走，从图片上看以为在玩游戏，一看文字，吓了一跳，原来是在摘“反恐疏散”。

　　谁都知道，反恐是“人命关天”的事，也是当今世界和平安全的首要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选择广州第一高楼中信广场进行“消防演习”无疑有典型作用。“如果发生灾难性事件，人员疏散最快需要80分钟，希望通过演习加强业主租户的防火意识和自救能力。”想法很好，然而从图片上看，由于谁都知道“是假的”，所以群众的紧张感不够，紧迫性太差，以至于像玩游戏一样轻轻松松。这样的“演习”能提高“防火意识和自救能力”吗？

　　出现如此轻松的“反恐演习”场面，笔者以为这是演习的组织者在观念上认识不足造成的。虽然是演习，是假的，但保持一定的真实性，紧张感，达到“最快80分钟”的效果，才能真正提高防火意识和自救能力。岳扬

　　打击公交犯罪，还靠科技利器

　　11日晚上，四名歹徒在125路公交车上抢劫一名男乘客后大摇大摆下车，事主因担心安全未追赶并谢绝了司机的报警建议(见本报11月13日A10版)。公交车上的盗窃与抢劫，相信不少广州人曾经遭遇或者听闻过，连堂堂的广州市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感叹：“广州抢东西的有多少？生活在这个城市，我们天天都在想这些问题。”(见本报11月3日A35版)如何看待并打击公交车上的犯罪，很值得人们思考。

　　保障乘客不受刑事侵害不是公交企业的法定义务，也远非它们的能力所能胜任。要求乘客或者是司机“勇敢地站出来”，也很难说是一种道德或者说人道的期望——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今天，歹徒们三五成群，携带凶器，对善良民众构成极大的威胁，见义勇为常常是要付出鲜血甚至是生命代价的。而“英雄流血又流泪”在现实中一再上演，也使人们心里犯上了嘀咕。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对公交车上的罪恶束手不管或放任自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应用科学技术是攻克难关的精锐武器。GPS全球定位系统提供的精确报警定位服务，为长途大巴和出租车的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如果应用在公交车上，司机和乘客们将不再面对道德和暴力的双重压迫——在司机驾驶位的隐蔽之处安上一个小小的按钮，当罪恶发生之时，司机大佬只需不动声色地轻轻一摁，市区巡逻的警察在数分钟之内就会神兵天降地出现在歹徒的眼前。借助于现代科技的帮助，让荷枪实弹和训练有素的警察来对付穷凶极恶的歹徒，是破解当前困境的最好办法！

　　梁剑芳

　　腐败老总服刑还能“分红”？

　　广州东百集团原总经理梁力伟因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三罪并罚，被广州中院判刑20年之后，这位腐败老总在监狱中还享受着犯罪期间花180多万元购买的东百股份的巨额分红(见本报11月13日A09版)。

　　一个国有企业的老总，贪了国家的财产，拿了他人的钱财，就是这样一个“仓中鼠”，都蹲进了监狱里，居然还能让“偷窃”的“粮食”下崽，“坐享其成”，名正言顺地按时得到巨额分红，怎一个“牛”字了得！

　　犯法坐牢，只要犯人财产干净，法院也没有剥夺其股权，享受“分红”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于像梁力伟这样靠贪污受贿发家的腐败分子就不一样了，他购买股权的本金不是他个人的合法收入，而是“扒窃”来的钱，其股权的真正所有者应该是国家。现在倒好，梁力伟都住进了监狱，分红的权利竟照样享受，这本身就可笑至极。

　　现在，广州市纪检部门已协调有关司法机关，介入调查处理此事，估计梁力伟的股权分红享受快到尽头了。　邓红专

　　应摒弃大学生献血的“潜规则”

　　在首都师范大学部分学生义务献血活动中，凡是称自己来例假的女生都必须在校医院内脱衣检查，以决定是否献血。负责学校献血活动的保健科大夫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有些学生谎称来例假逃避献血(见11月13日《京华时报》)。

　　为了一个献血，必须脱衣检查是否真的来例假，这不仅仅是学生的尴尬，更是我们实行了多年的义务献血制度的尴尬——必须脱衣检查，这与义务献血制度的初衷，已经有了多远的背离？对此，相信谁的心里都有数。不过，在我们这个社会，历来有“有些事只能说不能做，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就大学生献血这件事来说，与“脱衣检查真假例假”遥相呼应的，还有此前盛传的“不献血取消保研资格”之类的规则。而所有推出此类规则、给学生施加强大压力的高校，如果有记者采访，校方肯定又是“我们并没有强迫学生一定要献血”之类的说辞，“只能做不能说”的潜规则昭然若揭。

　　义务献血制度的根本前提是本人自愿，但据首都师大保健科大夫称，每个学校都有献血任务，完不成任务学校要受到批评。在“任务”与“自愿”之间，形成了一对巨大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直接催生了“脱衣查真假例假”、“不献血取消保研资格”之类的潜规则。而在种种潜规则的作用下，大学生们“自愿”的权利被事实上剥夺，而一味指责学校恐怕未见得公平。　马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