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11日在天津市河西区就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调研的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强调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进一步推行社区矫正工作。张福森部长说，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行刑方式，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的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在人们的头脑中，“罪犯”这个概念总是和“坐牢”、“蹲监狱”联系在一起的。不过，“社区矫正”的出现将改变这种传统观念，罪犯未必就非得“坐牢”、“蹲监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去年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是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不在高墙之内，而是在社区之中，受到的是更全面的思想、法制和道德教育，5种罪犯正成为这种崭新行刑方式的适用者。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有效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思想、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解决在就业、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依我之见，让罪犯“回家服刑”是一种类似于“放虎归山”式的高明且文明的司法策略。成语中的“放虎归山”似乎是个贬义词，我想在本文的语境中对“放虎归山”作一番全新的诠释：“山”其实是最适合老虎生存的“家”，将虎关在铁笼子里驯养，用人类的一相情愿改造虎的兽性其实是下策，采取“放虎归山”的策略让老虎自由地生活在其最适应的深山中而不下山与人类争食、侵扰人类的正常生活才堪称上策。从这个角度讲，“放虎归山”是既能够避免老虎伤人而又具有生态环保理念的上策，是一种尊重动物本性的“兽”道主义的体现。“社区矫正”就是一种类似于“放虎归山”的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拯救人性的特殊策略。国外的“罪犯矫治”在中国语境中成了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罪犯改造”，中国的“罪犯改造”在技术层面完全可以借鉴和学习国外针对罪犯行为和心理矫治的科学经验，“社区矫正”就是值得我们认真取经的“他山之石”。
所谓“回家服刑”是“社区矫正”的俗称。滥觞于西方社会的“社区矫正”是与中国人相当疏离的地道的“舶来品”，特指一种与监狱矫正相对而言的非监禁行刑方式。所谓社区矫正，是指让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有条件地重返社区，由专门机构在有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制度彰显了行刑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是人类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重要里程碑。社区矫正的试行，是对传统的监狱内监禁式行刑方式的重大变革，可以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和提升“罪犯改造”的质量。
当然，也要防止刚刚起步的社区矫正制度成为权力腐败、司法腐败的新“病灶”。目前，通常是由矫正对象所在的基层街道司法所作为其监管机构，这就意味着原先职能一直比较单纯的基层司法所拥有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权限，行使社区矫正职能之后，基层街道司法所有可能成为权力最大的基层单位之一，社区矫正工作者拥有管束矫正对象的自由裁量权，这种直接关涉矫正对象人身自由的权力一旦滥用、一旦发生权钱交易，就容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假如基层街道司法所消极地“行政不作为”，不切实履行自身的监督管理职责，对矫正对象放任自流，那么不仅起不到社区矫正特有的矫正效果，反而容易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提供契机，出现难以预料的失控局面。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正在积极而稳妥地推进之中，笔者希望这项颇具人道主义的行刑制度一路走好。社区矫正大有作为。
刘武俊，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司法》杂志副总编，曾参与制定《考试法》。
《江南时报》 (2004年11月14日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