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屈指一算，距离清兵入关正好360年。与此同时，“清史纂修工程”也开始启动。日前，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马大正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的一个最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观点是：清兵入关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原话是这样的：“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在我看来，马先生的立场与其说是“站在17世纪40年代”，倒不如说是站在21世纪。因为清兵入关以后的种种好处，“站在17世纪40年代”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站在21世纪才能看得出来。“站在17世纪40年代”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城，就被杀害了80万人。
更糟糕的是，如果马先生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以后我们在面临侵略，尤其是比我们发达的强敌侵略的时候，难道我们要思考：抵抗，还是不抵抗？抵抗不仅会流血牺牲，而且还可能失去未来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抵抗是不是很蠢啊？
就在和清兵入关大致同时，欧洲也发生了一次“入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率军对荷兰进行征服。荷兰无力抵挡，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国土，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灭，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按照马先生的观点，荷兰人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做强大的法国的一个行省不是很好吗？但对荷兰人来说，不愿意被征服就是不愿意被征服，这是不能用“成本／收益”来计算的事。
我想，马先生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恐怕和我们这些年来实用主义太过强烈，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价值理性即价值合理性，工具理性即目的合理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为了目的的达成可以选择一切手段。工具理性过于横肆，我们就会得出一些很荒诞的结论：如果被征服可以带来一个“可圈可点”的“盛世”的话，那么被征服就是值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
其实这种争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过。当时有人以明末清初的几个著名汉奸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洪承畴等无缘配享清朝的太庙为例，警告不能“吃里爬外，枪口向内”时，鲁迅先生就很不以为然，他在《“立此存照”（四）》一文中一锤定音：“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要而言之，清史当然要修，但在修之前，对价值观进行一番清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就容易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不知马先生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