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国维
2008年奥运会越来越近，我们能办一届什么样的奥运会，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北京市长王岐山在新近举行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的讲话。他直言，市民参差不齐的素质是自己最为担心的奥运问题。
王市长的担心，让我想起一个有关“素质”的小故事。一次我从日本回国，朋友在酒店为我接风，点上烟，向小姐要烟灰缸，但小姐始终没有理会。朋友见我举着烟，说“弹到地下得了”，我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忘了已经回国了。”我承认自己素质差，但是为什么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出了国后倒能约束自己，循外国之规蹈外国之矩，回国后却又依然故我，随大流，我行我素起来。可见，“素质”与“环境”是一个互动的结果。
良好的国民素质需要良好的文化大环境，这不单是制度、体制、教育、信仰、宗教，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结构和机制等某一两项即可决定的，必须是综合性地提高社会文化大环境。要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大环境，国民素质中的一部分，即干部素质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然而，我们是“好干部”的理论，只有好人才能当干部，因为干部是党和群众层层选拔出来的。所以，干部是领导，是衣食父母，是父母官，有了这种理念，监督大多都流于形式。缺少监督的干部群体，会是什么样子，现在这都已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国民素质的提高，首先是干部素质的提高。
现在的怪圈是，一提素质就是指老百姓，什么人口多、文盲多，流民多，什么都是老百姓的错，好像是老百姓拖了干部享受现代文明的后腿。这些不实罪名是谁安在老百姓头上的呢？是干部，他们最先走出国门，最早看到差距，却第一个逃避了责任，把责任一古脑推到了老百姓身上。
制定规则的人不遵守规则，反过来说受规则约束的人素质差，那么，市民素质又怎么能提高呢？（来源：中国宁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