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的贴身旁观者

　　历史

　　余少镭(本报书评人)

　　年初看王树增写的晚清历史《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记不得哪个评论家说了一句话：“最好的史书，往往都不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如果给这句话的主语和谓语各加上一个定语，它应该也是可以成立的：“最好的中国史书，往往都不是中国历史学家写出来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则在他的自传中说，好多事，要过很多年后，他才敢说：“现在‘我懂了’。”

　　史书本无所谓好坏，只有真伪。严格地说，真实的历史是“记录”下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写”比“记录”，多了些避免不了的曲笔。但中国人做史，却用了一个更加暧昧的词：修。

　　一个“修”字，风情万种。

　　所以，当你也跟我一样总是抱怨中国历史的面目模糊不清时，请别忘了捎带赞美一下汉字的高深莫测。

　　之所以有以上的这些感叹，是因为我手头拿到了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又一本晚清史书：《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书的作者是何德兰——你也别被这三个汉字迷惑了，这位“何德兰”可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据资料介绍，他原名艾萨克·泰勒·黑德兰(1859－1942)，身份是美国美以美会教士，1888年来中国，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目睹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

　　一个外国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当然不是为了记录中国历史而来的。何德兰教士在中国二十几的传习活动是怎么样的、他在义和团运动中是如何躲过一劫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却为我们留下了从一个从全新角度观察慈禧、光绪等晚清关键人物的十几万字历史文本。书中的诸多史实，足以颠覆我们固有的历史认识。

　　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的记录，因空间和时间距离的不同，大致有两种风格：一曰远观，一曰亵玩。在中国版图之外来观察中国，或过了几十年、几百年再遥望历史，都属“远观”；彼时彼地目睹历史事件，甚至参与其中，再结合自己的观点记录下来，是为“亵玩”。远观易流于臆测，亵玩易导致歪曲。若能做到远观与亵玩相结合，记录下来的文字，才是可信度较高的史实。

　　何德兰来中国之前，肯定通过种种渠道对中国做过了解和猜想，来中国之后，他身处晚清政局的中心地带，亲历了包括义和团、八国联军、戊戌变法等在内的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出逃之后，他因为身份的特殊，还得以进入紫禁城，零距离观察慈禧寝宫等对中国人来说最神秘的地方。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此书的关键还在于何德兰的妻子，作者在自序中承认，“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的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除行医之外她也去她们家里作客，还带她的朋友同去，而这些格格福晋对这些朋友都非常客气，她们也常常来我家拜访。所以这本书中许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于我的妻子。”

　　有了这些特殊的便利，站在外国人的角度，何德兰的观察和记录弥补了中国史官因种种原因所造成的不足。他既置身漩涡之中，又因为清廷的极权统治管不到他，所写文章也全是在中国以外发表的，所以他完全没必要为谁而讳或歪曲事实。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何德兰笔下的慈禧和光绪等人形象，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全书二十二章，大致可分为五部分。慈禧是最主要的人物，占八章；第二是光绪，占四章；其余王公大臣、宫廷贵妇、格格福晋的工作、生活等各占一定章节；除此之外，作者对晚清时期中国妇女的社交、疾病等情况、北京城的地理、社会上新式教育的普及等民情也有一定比例的叙述。当然，最有历史价值的部分，还是对慈禧和光绪的多角度描述。

　　作为晚清五十年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慈禧在近百年的中国人心目中，几乎是所有贬义词的形象代表。不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恨不得把祸国殃民的所有罪行，都归到她一个人身上(最多再饶上一个李鸿章)。但在何德兰夫妇眼中，慈禧是个性格极其复杂的极权统治者。为了能更全面地再现慈禧的形象，作者在讲述了她早年的苦难生活和入宫早期的历练之后，创造性地把她剖开成“统治者慈禧”、“反动派慈禧”、“改革家慈禧”、“艺术家慈禧”和“女人慈禧”六个角色，力求向世人还原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慈禧。在谈到慈禧的反动一面时，作者还设身处地、尽量客观地分析了造成慈禧“反动”的历史原因：之所以杀戊戌六君子，是因为冒进的康有为缺乏耐心，先向光绪建议杀荣禄、囚太后，才导致慈禧血腥的报复——体制改革到此时，已演变成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政治斗争。而作为改革派的慈禧，在镇压了康梁之后，却有了实行君主立宪的念头，并派出满族中最进步的端方率代表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政府，以便回来后就立宪可能性向她提出建议；除此之外，慈禧还大力抵制鸦片，实现光绪未能实现的建立铁路局、矿务局及西式学校等。最为珍贵的一章，是作者通过耳闻目睹，讲述了慈禧鲜为人知的艺术家形象(主要是书画)……

　　当然，作者特殊的身份也为他带来观察和思考的局限。在谈到慈禧对君主立宪的设想时，作者竟想当然地将慈禧提到“急于在她的有生之年将宪政交到百姓手中”的思想高度。谈到珍妃之死时，竟说是当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慈禧与光绪出逃，珍妃“发现单单自己一个人被跟太监们留在了一起时，她怕遭外国兵玷污，跳进一口井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02年朝廷回銮之后，慈禧太后为表彰她宁死不受辱的行为，向她追赐了荣誉。”——慈禧命太监将珍妃推下井后，肯定心中有鬼，遂严禁知情者向外透露，而作者夫妇接触到的格格福晋，纵知道内情，肯定也不敢告诉他们真相，所以作者只能采用“官方统一口径”。

　　纵上所述，《慈禧与光绪》算不上“最好”的史书，但仍不失为一本研究晚清历史的必要补充教材。喜欢关注晚清史的读者，不妨将它与王树增的《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和历史连续剧《走向共和》互作参考，相信定有不少收获。

　　中国人想了解哪怕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历史的真相，也得滞后很多年。我印象中第一次知道有慈禧太后这个历史人物，大概是6岁时看了一本叫《那拉氏》的连环画，在那里面，慈禧、李鸿章等皆是祸国殃民无恶不作的卖国贼，慈禧惟一的“历史亮点”，是她“迫于义和团起义浩大的声势，派人给围使馆的义和团送去解暑的西瓜”。二十年后，从曾国藩开始，我们等来了公开出版物中对晚清系列人物的重新评价。直到现在，想想黄仁宇的话，我仍然不敢说“我懂了”。

　　想想，真是令人唏嘘。

　　图：

　　《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美］何德兰著，中华书局2004年10月版，1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