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04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向社会发布：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一系列迹象表明，这项报告明显失真，甚至纯粹是一次“恶意公关”。然而，即使终有一天“杜蕾斯”收回报告甚至站出来向世人道歉，“性伴侣数”、“19．3人”之类的信号也会依然深印在民众的脑海里，并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影响乃至导向作用。
在近期众多的“性新闻”中，最“打眼”的当推以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为背景、以我国著名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为代表的新闻。其中最大的“看点”是：“一夜情”“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并不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等人的权利”。笔者深信潘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学者，然而上述观点和主张毕竟只能作为一家之言，是处在学术研讨之中尚无定论，尚不具备对民众的性理念、性行为的普遍指导意义。如此大张旗鼓地广泛传播，是否也会产生“杜蕾斯报告”效应，笔者不无担心。
据说在医学科学领域有严格的、全世界约定俗成的规范：一种新药、一种新的手术方法或诊疗技术，在未经充分论证和临床效果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大面积推广并予以临床应用的。“性学”按说也应当如此。关在学术讨论的会议室里，限定在一定的知晓范围，大可标新立异，干嘛急于广泛传播？看来，性学家们的意见、观点在传播时也应实行“分级制”，例如“小范围的专家研讨级”、“一般范围的爱情经济学、伦理学、心理学研讨级”、“性知识大众版的科普级”等等。潘教授的观点，应是纳入“大众不宜”范围的。性学专家肩负推动性关系、性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从他的观点中可能演绎出政府政策、大众舆论导向、科普宣传等。所以需要慎开金口、把握分寸。（摘自《南方日报》，作者刘以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