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保健食品能否含药物成分？

　　近日看了贵报时评版两篇关于“蚁力神”的文章，我感到有点困惑。11月13日来信／来论版所刊《蚁力神为何在美国遭禁》一文(林平顺)中说，“我国的相关法律，对保健品能否含药物成分并没有明确规定”，而11月15日个论版所刊《“蚁力神”得了什么“病”》一文(张田勘)中则说：“根据我国保健食品法的规定，保健食品不允许含有任何药用成分”。那么，保健食品究竟能不能含药用(物)成分？

　　我查阅了《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和《保健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其实是由卫生部制定的同一部法规)，并未见有规定保健食品不得含药物成分，而在《保健食品(卫生)管理办法》所据以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则有这样的规定：“食品不得加入药物，但是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作为原料、调料或者营养强化剂加入的除外。”(见该法第二章第十条)保健食品当然也是食品，既然《食品卫生法》中规定“食品不得加入药物”，那么所谓“保健食品不允许含有任何药用成分”的说法也就有法可依了，只是法规中没有直接这样说。由此来看，林文就嫌有些疏忽了。　小黑

　　公务员培训：要我学VS我要学

　　贵报11月15日关于公务员培训问题的社论写得好，切中要害。

　　许多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最头痛的也许就是孩子学习的自觉性。尽管老爸老妈或许还加上爷爷奶奶天天苦口婆心地告诫孩子要好好学习，提醒他们学习的好坏关系终身命运、掌握本领今后才能立足社会。但是，多数孩子还是把学习看成爸妈的事。于是，家长们不得不出尽奇谋怪招诱导孩子学习。得了100分给什么，考了头三名又奖什么，等等。这是家庭教育的困惑。

　　当然，孩子教育和公务员培训不同，但是，圣人说，管理国家和煎小鱼差不多，因此，两者也有共同点，即自觉性非常重要。

　　例如，中共江苏省委认为，“某些领导干部交往应酬多，学习研究少，知识和本领都在退化”。这个问题就很难通过把这些干部送到各种培训机构学习来解决，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党校还是行政学院，脱产还是在职，区别都不大，即或是党校，也会被某些人当成进一步扩大自己交际范围、提高应酬能力的场所，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不举也罢。

　　因此，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思路似应更加开放，即必须辅以公务员的淘汰制。一个合理的、适度透明和公开的公务员淘汰制度，才能使公务员感到压力，产生学习的自觉性，变领导让我去培训，为我要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否则，加入到公务员队伍，或者当上某个级别的领导者，只要不犯大错，你进修我也去，你提高我也拉不下，混够年头，就算职务上不去，也可以“享受××级待遇”，执政能力的提高从何谈起？

　　至于硬性规定要学几门课拿什么学历，的确大可商榷。环顾四周，资本、人力、原材料都可以是稀缺性资源，唯独学校里的分数和文凭，早已不再具有稀缺性，何必呢？

　　任平

　　《新闻日日睇》热播凸显广州市民社会责任感

　　广州电视新闻频道推出读报类节目《新闻日日睇》后，很快就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有可能的话，希望《南方都市报》对《新闻日日睇》成功的背后和市民对该节目的看法做一个深入调查，以前不是有调查说广州人不关心社会吗，《新闻日日睇》的热播恰恰是对这个调查的一种反驳。

　　在我看来，《新闻日日睇》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该节目的“粤味”十足，使得广州人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而且节目主持人陈Sir的风格也非常“亲民”，无论从形象还是对新闻的评论，都跟普通市民站在了一起，而不像其它一些节目老是用一种专家的态度去指指点点。可以说，节目主持人陈Sir已经成为很多观众心目中的另类偶像了。

　　尽管《新闻日日睇》定位为读报类节目，但节目内容却没有受限制于传统报纸，不但有街头的现场采访，观众甚至可以通过互联网论坛和短信评论(无需支付超出普通信息费之外的费用)发表一些对新闻的看法，丰富了节目资讯的来源。

　　《新闻日日睇》的成功告诉了大家，广州市民不是不关心社会，也不是缺乏社会责任感，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个真正让他们有机会发表的渠道。作为一个在广州生活工作多年的“外来工”，我希望以后有更多的类似《新闻日日睇》节目的出现，也希望其它媒体向该节目的风格学习，以一种有地方特色的、平民化的态度去报道和评论新闻和时事。　周少锋

　　助学贷款到底慢在哪里？

　　这两天，广州各媒体都报道广东高校助学贷款进展缓慢，“一笔助学贷款最多竟然要盖70个章”。

　　笔者认为，助学贷款新规仍然没有彻底解决好财政、学校和银行的风险分担问题，对风险的担忧束缚了学校和银行的手脚。美国等助学贷款开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对助学贷款由财政承担全部风险。我国助学贷款新规设立了风险补偿基金，各省在招标时明确的风险补偿基金比例一般在7％左右，这个担保比例根本无法保证贷款安全，所以银行就是中了标，如果从纯商业经营角度考虑，也不可能表现出太大的积极性。风险补偿基金需要学校出一部分资金，这就难免使学校谨小慎微、畏手畏脚、裹足不前，事实上，所谓“70个章”中学校占了大部分。如果学校和银行这两个主要环节不能够以积极营销的态度投入到助学贷款业务中，那么出现“快车道不快”、“绿色通道不通”的现象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助学贷款招标普遍采取的“一刀切”模式引发了各银行在高校金融发展之间新的利益冲突，协调新的利益格局需要时间，助学贷款则可能因此而被一拖再拖。中山大学助学贷款面临的正是这种境况。谢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