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
近日获读王元化先生为顾问，蒋锡武先生主编的《艺坛》第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武汉初夏闷热的天气里，如有清新凉爽的微风拂来，心神怡然。
与锡武先生相识二十多年，与《艺坛》打交道也有十多年，与人、与刊既没有行政的隶属关系，也没有功利上的彼此授受，只是如陶渊明所言：“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艺坛》里面，古调较多，时尚难觅，它不传播明星大腕的绯闻，不炒作当下流行歌曲排行榜。它讲些什么呢？比如说，《艺坛》第一卷（武汉出版社，2000）有张中行《我看京剧丑角》，其中谈到，京剧老生演唱多含世间的苍凉，青衣花旦都是温顺娇柔,“丑角呢，常常更上一层，所表现近于道，浅是玩世不恭，深是超脱。”这是谈京剧？是谈人生体验？还是谈生存哲学？都有吧，会心的读者自可玩味。同一卷汪曾祺在《句读·气口》一开头说，蒋大为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断句错了，应该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郑传鉴的《昆剧传习所记事》说幼年习艺，上板唱曲，老师手拿戒尺按节奏敲打台子，一听不对，就会喊：“唱错哉，重来！”二十世纪末的汪曾祺，手里没有戒尺；时移事易，也不必泥古而非今。现在有些歌曲唱法，以令人“听得别扭”为胜，那也是一种时代风格，但语言的节奏感总还是要顾及的，前辈艺人在语言上舍得下苦功。
《艺坛》编者从很少人问津的书报堆里挖掘些很有些意思的材料。第二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出版）刊有1956年11月1日《解放日报》上俞振飞《演戏人的话》，说的是一些看风使桨的“风婆”，持“斯坦尼”体系大旗，指责中国戏曲“封建落后”、“非现实主义”。俞先生说——高深的理论我没有好好研究过，舞台经验倒还有一些；“主义”、“体系”，是很好的东西，学通了会帮助我们刮掉糟粕而不损伤精华；如果学点皮毛，就指手划脚兴风作浪，只怕难免演起戏来笨手笨脚。简直像无锡惠山的“大阿福”。当年刮的是北风，而今刮的是西风，“主义”也许不坏，但“主义”、“体系”漫天飞，自己的创作、理论建树却不知何在，依然像惠山大阿福，俞振飞有知，还要大发感叹的。第三卷里的张肖伧的《皮黄的将来》、徐慕云的《老谭改词》等也属旧作，如今都不易读到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艺坛》还只是一个内部刊物，却独具眼光，不拘一格，聚合了一批学兼中西而深谙传统文化三昧的作者，一批“素心”的行家里手，大手笔，这里边既有从事戏曲专业工作多年的专家，更有“圈外”热衷京剧而研究此道经年的学者。这样一批作者的撰述，保证了各类文章的高质量和高水平，从而引发读者的极大阅读兴趣，并作为收藏物而保存。进入新世纪后，《艺坛》以丛刊的形
式公开发行，一方面，是脱离了行政部门的相关管理，使其文字内容更能从读者要求出发，提高了纯度；另一方面，由于单本篇幅的增加，则又使其能在精深上多做文章，从而具有更大的包容量。最近三卷作者名单中有吴小如、刘永济、刘曾复、郎绍君、顾
颉刚、王元化、冯天瑜、张中行、汪曾祺、止庵、叶秀山、刘纲纪、李洁非、章诒和、杜书瀛、邵大箴、俞汝捷、黄宗江……，这些对读书人很有吸引力的名字；而一册在手，其所给予阅读者的厚重之感，自然也就不仅仅是二三十万字的文字分量了。更加有些篇章引人入胜，足可回环往复地涵泳。这份以戏曲（其中多又为京剧）研究为主，同时含有书画、诗词等其他艺术门类的读物，终能坚持下来，实为不易；今又有王元化先生出任顾问，其前景自然会让人更为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