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留成必须跨越的两重难题 访零点调查董事长

　　《商务周刊》：卫留成必须要跨越两道坎：第一是从商业管理领域的企业家到公共管理领域的省长的转变，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他必须在改变与被改变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是卫留成到了海南，也面临着如何发展海南的抉择——工业短板和旅游岛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工业上不来，财政收入就跟不上。全省60个亿的财政收入说明，政府创富与其他省份相比较低。但如果海南大搞工业，又面临着破坏资源，而这是一个民富的基础。您认为他需要做什么？

　　袁岳：我觉得这两个坎对卫留成来说都不算大。首先，卫留成原来当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垄断的国有企业的官。这种国有企业从办公厅到秘书处，从做事的方式，到享受的级别待遇，甚至文件的格式，全是机关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卫留成需要转变的幅度并不太大——如果说从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到政府的跨度是100的话，那么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到政府的跨度也就是10。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曾经到过东风汽车的王兆国、曾经在燕山石化的吴仪，我认为他们在文化、模式、感受、风格上都不需要太大的转变。

　　《商务周刊》：但是卫留成好像并不认同政府一贯的这种风格，所以他现在要在政府领域里导入企业的执行文化。

　　袁岳：这是对的，但是我强调这两个角色之间距离是不大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加上卫留成又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官员，做企业的时候也是一个敢冲敢闯的企业家。因此，他会把这种思想带到海南。同时，海南政府又不像江苏、浙江等本钱很大的政府，因此改革比较容易进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村改革先于城市的原因，因为农村没有本钱。相反，如果卫留成今天在北京这种地方，或者在今天的广东、浙江，阻力会大得多。另外，海南又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地方，而依靠服务业和依靠垄断资源有很大的不同。像北京、上海这样占垄断资源较多的，像这样的政府要改革的话就涉及它的利益分割模式，难度就会很大。而在海南，它的改革不是存量改革，而是增量改革，也就是说，谁用什么招数把那60个亿变成120个亿，这中间它是允许你试的。所以说，本来角色差距不大，又到了一个海南这样本钱小的地方，尤其又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行政区域，卫留成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执行文化的观点并不算很新。学MPA的人都知道这是政商关系，包括联合国早在1978年就已经提出了“公司互动和公司合作”。而卫留成作为一个企业家更是能意识到这一点。同时，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中海油是国企，但毕竟是上市公司，虽然石油在国内是垄断行业，但是石油在国际上是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因此卫留成的见识更广，他在经营中海油形成的认识，会对他有很大帮助。

　　《商务周刊》：中国政府领域一贯办事效率不高，也不透明，卫留成提倡的执行力会不会在这个领域得到推广？

　　袁岳：卫留成提倡执行力很自然，因为他很擅长，这是一种惯性。它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过去我们公共管理领域比较缺乏执行力，但不见得有意义就叫普遍性。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坏处，毕竟这里是有重大系统偏差的，因为一个政府不是一个石油公司，它的基本模式就不一样，石油公司是找最好的石油，赚最多的钱；而政府正好相反，最好的事情基本都是它不应该管的，它应该管那些像工人下岗这样没人管的。所以，他还是需要一个大的角色转变，不要变成一个总经理。即使他讲执行，也不能把他擅长的东西推行到极致，因为另外一些东西可能就被弱化了。建立在这个系统偏差之下，有些具体的事情可能会推行得有成效，但政治的安全性和公众所需要的是公平的程序和资源分配的模式。我认为，原则上讲，如果纯粹在做事风格上，企业家是会强很多的，但在做事的原则上，如果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思路做政府，偏差会比较大。

　　卫留成作为一个公司管理者，他到海南做省长，有许多的东西难以忍受，这很正常。假如在公司里的话，特别是一个海外上市公司，国际资本市场上有许多东西是很严酷的，比如股票大幅下跌你的位置就不稳了，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到海南对那个效率确实难于承受。但是在公共管理领域里，你是不应该驱使老百姓做什么的，而是让老百姓自己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决定。

　　《商务周刊》：这也是一些人的担心，他们担心卫留成到海南如果高效地大搞工业的话，会伤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资源。

　　袁岳：我认为海南做一点工业是未尝不可的，包括卫留成强项的化工方面。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小小的一个岛，却是亚洲最大的精细化工和石油的供应地，而实际上新加坡并没有因为石油就把环境破坏了，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石油冶炼和旅游并存的国家。所以，海南要变成一个石油冶炼中心，我看完全可以。当然这涉及海南的产业往什么方向规划，包括原有的产业资源。而这种工业冶炼资源，很大程度是一个外部介入的资源。海南也需要借助外来的产业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海南需要通过引入外来人力来改变海南的文化。我们知道泰国和马来西亚跟海南的气候、环境差不多，但是你看它最活跃的地方，就是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一方面它使当地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外来人对本地人也会形成压力，使他们有所改变。以前海南曾经有过的热闹也跟外来人有关，但当时外来人的质量、品种或者类型有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现在如果海南有适度的工业，它就有可能在产业链上吸引多种人才。

　　当然海南也没有必要做成一个工业大省，它可以做某些产业领域的强省。因为大的话意味着海南到处都是工地工厂。这其实也不是海南的目标。

　　《商务周刊》：有人说山东和广东、浙江都是财力雄厚的大省，但山东是民穷，而浙江则是民富。你认为海南应该如何协调工业大项目带来的“省富”和民间自主支配资源的“民富”之间的矛盾？如何看待民富与国富关系？

　　袁岳：我觉得浙江和广东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民间对资源的组织，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它受政治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不是说某个省长不来浙江人就不富了。它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相反，由上而下的发展，它的问题就会比较多，比如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各种大项目过后会有后遗症。

　　为什么一定要海南变成一个财政收入很高的省？我觉得没必要。一个国家就应该保留一些地方，它就是财政收入很有限，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很舒适的生活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把每个地方都纯粹用商业的指标去衡量它，把每个地方都高度商业化。政府官员未必接受这种观点，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衡量政绩的标准还是GDP。衡量一个省长功绩的标准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财政收入和工业产出提高看做是海南成功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要在中国的版图里，让海南发挥它所具备的特殊功能作用，这是一个关键的标准的选择。我恰恰觉得，像海南这样一个省，你要真能把环境保持住，就是政绩。我甚至想，像海南这样的地方，选一个搞环境保护的人当省长也未尝不可。从平衡的角度看，各省有各省的省情，有的地方环保对国家有价值就可以从环保主义者中选择，有的地方可能需要从金融服务方面选择人才，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从艺术家中选择，我们的政治生态也需要多样化。

　　另外，所谓富民与否，并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想做富人，很多老百姓原来日子过得清贫也挺好，为什么要把他变成一天到晚想钱的人，我们以富民为目标本身就有偏差的地方。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人们就不愿意多干活，你要让他多干两个小时，他宁愿不要你的工作。它的政府也没有把群众改造成爱劳动的人，所以你要把海南人改造成爱劳动的人，可能并没什么必要。

　　总的来说，我认为海南的产业可以有适当的外部介入，带入一定资源，改变产业生态的特点，但是前提是要尊重这个地方的资源特点和民众选择。当然这是个互动关系，带来一定的外部产业能引入一定的外部人力资源，本地人也会有所改变。我认为卫留成到海南做得好不好，并不是说把他在中海油的那一套在海南灌输得好不好，而是平衡做得好不好，在一个企业家式的行动方式与一个政治家式的关怀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强省。海南可以是一个弱省，但在旅游上面，它可以是一个最美丽的省；海南人民可以不是最勤劳的人民，但是是最悠闲的人民。这有什么不可以？世上有很多标准，就像我们有的人，他没有钱，但他是最有学问的人。（完）（记者钟加勇）（来源：《商务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