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名单”能否堵住工程黑金

　　公开建筑行业行贿者不良记录并取消其新项目的投标资格，广州相关规定引发争议

　　“黑名单”能否堵住工程黑金

　　近年来，国内建筑行业在工程发包、公开招投标过程中，行贿索贿现象屡禁不绝，工程黑金也一直备受社会诟议。

　　为此，日前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市建委和广州市监察局联合出台的《广州建筑市场廉洁准入规定》，将建筑“黑名单”作为了预防职务犯罪的一道重要防火墙。然而，由政府部门主导的这一制度设计是否越权？向社会公示不良记录又将如何规避隐私权不受侵犯？对工程竞标企业是否构成商业歧视？此举一出，不仅给市内建筑行业带来地震，同时也引起了业内外诸多争议。

　　观点交锋

　　话题1　建筑“黑名单”出身不合法？

　　发布机关缺乏法律依据

　　秦先生(40多岁，资深律师)：用来评估企业或个人诚信标准的“黑名单“”、“红名单”之类，应该由行业协会来进行评定，而不是由政府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等来规定。比如负责公诉的检察机关，一旦去负责规定救火救灾，总让人感觉怪怪的。从根本上讲，由检察机关、建设部门等行政部门来规定和发布黑名单，缺少法律依据。

　　完善法律不能靠拍脑袋

　　杨先生(56岁，广州大学副教授)：对行贿者设置“黑名单”，出发点是好的，但无论检察院还是建委，法律上并不具有这样一种处罚权。从某种程度上讲，国家公共机构超越法定范围的权力扩大，就是一种“良性违宪”。法律的完善必须通过立法来完成，这是法制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是靠拍脑袋“创新”。

　　可作为阶段性治理手段

　　冯先生(27岁，政府公务员)：颁布或设立建筑业黑名单，主要针对这一行业腐败性高的特殊性而出台的专门部门规章，按国家《建筑法》或其它相关性规定，政府行政部门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出台事关本行业的部门法规，作为阶段性治理手段。

　　黑名单能起震慑作用

　　涂先生(媒体从业人员)：检察院或其它行政部门都有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有司法建议的权力。在当前建筑业界大多数行贿都未能定罪的情形下，“黑名单”这种非刑法措施是对刑法的一种补充，能对类似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值得肯定。

　　话题2　“黑名单”侵犯了隐私权？

　　哪怕是罪犯也有隐私权

　　张先生(45岁，大学教师)：公布建筑企业或个人的行贿记录，肯定会对其商誉、声誉造成损害。当前法律上既然没有授权相关政府部门公开其诚信记录，也没作出相应规范，如果由于公开而造成不良影响，受害人可以起诉政府部门。就连犯罪嫌疑人都有隐私权，怎么能认定由某个国家机关公布的“黑名单”就绝对不伤企业隐私呢？

　　侵犯隐私不可避免

　　毛先生(54岁，私营企业主)：由检察机关把有关自然人的行贿记录经过侦查手段收集起来，并向社会提供服务，这必然涉及公民隐私保护问题。违法和犯罪的主体最终都要回归社会，而公开其不良记录的影响却会保留相当长时间，所以对隐私的侵犯不可避免。谁说一个人上次行贿，下一次也一定行贿？

　　犯罪记录不是隐私

　　钟先生(50多岁，资深律师)：行政部门只是根据法院的相关判决而整理出建筑行业行贿“黑名单”，是对其犯罪事实的收录，犯罪记录是不存在隐私问题的。既然犯了罪，任何人都有知情的权利。再说，公布建筑单位或个人的行贿记录，有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

　　犯了罪就要承担后果

　　梁先生(40多岁，法院工作人员)：我国《民法通则》里只有对公民肖像权、人格权和名誉权侵犯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隐私权的明确规定。对行贿行为等犯罪行为进行公布，是犯罪人或单位应当承担的社会后果之一。

　　话题3　“黑名单”存在商业歧视？

　　“黑名单”向谁公开须明确

　　汤女士(50多岁，大学老师)：按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行政部门是可以在行贿方已受刑事处罚的前提下，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行政部门出台的黑名单向社会服务，向什么人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接受信息的人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是必须细化明确的，否则，会产生歧视嫌疑。

　　双重惩罚不利公平竞争

　　张小姐(27岁，广告公司白领)：个人或公司行贿触犯法律，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处罚。可处罚过后，还要受到行政部门规定的黑名单公布的威胁、市场不准入的双重惩罚，这能营造公开竞标投标的法制氛围吗？再说谁进名单谁不进，这里头的名堂可大了，只怕此门一开，相关行政部门更要受到黑金诱惑也难说，会不会是相关部门在变相敛财？

　　严格了市场准入条件

　　朱先生(省人大代表)：我国对行贿人的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公开其行贿记录，在客观上严格了市场准入条件，虽说对行贿企业或个人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因其商业行为仍在继续，对其进行了一定限制，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存在商业歧视。

　　权利义务对等不算歧视

　　徐先生(40多岁，地产开发商)：一般一个行业内，竞争主体平等、各企业和个人承担的权利和义务对等，就不算商业歧视。至于黑名单，是现阶段的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在一定时间后，可以解除限制，从名单上除名。从证据上，很难找到歧视依据。

　　专家论道

　　实施细节有待完善

　　刘国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加入WTO已整整三年，市场开放和成长的速度都较快，但市场诚信体制却严重匮乏。所以，在当前行业协会不管、其它部门不管、法律又没细化到真能对行贿行为一一查处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出台类似“黑名单”规定，其现实积极意义是应该肯定的。

　　至于“黑名单”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确定名单入选、如何申请退出、以及在向社会提供诚信服务过程中如何避免错位使用、过度滥用、实现责权一致，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程序公正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摸索完善。

　　部门说法

　　加大行贿风险成本

　　市建委相关负责人回应：其实早在去年11月，有关部门即已在酝酿出台这一部门规定，今年在新的《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才谨慎推出这一试行规定，其作为行业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操作手段，管理成效还有待检验。

　　据介绍，在《广州建筑市场廉洁准入规定》出台之前，检察院、建委、监察局作为国家机关，在相关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方面沟通不多。但这些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又都具有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责，所以出台这么一个规定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相反，在当前建筑市场黑洞较大的情形下，这一措施大大增加了行贿企业或个人的风险成本，“其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其具体规定也都是结合广州自身实际情况作出的。

　　小资料

　　建筑“黑名单”：即由检察机关负责建档，对于建筑行业内有单位或个人有行贿犯罪行为的，对行贿企业或个人公开其不良记录，并对个人行贿超过8万元、单位行贿超过20万元者，取消其两年内参加新项目的投标资格，按情形降低其资质等级或吊销资质等。

　　记者调查

　　全市贪污受贿案　1／3与建筑有关

　　近些年，随着国门洞开，中国各个城市建设热潮方兴未艾，建筑市场成为利润空间巨大的香饽饽，已是不争之实。

　　经济发展较快的广州，其建筑市场多年来在国内更是紧跟北京、上海之后，稳居第三，而且增量势头强劲。据广州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相关人员估计：今年全年的建筑工程交易量将会超过600个亿。据统计，1997年至2002年5年间，广州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达到800亿元，相当于前47年城市建设总投入的3.36倍。而未来几年内广州还将投入近2000个亿来搞城市基础建设和体育场馆设施的建设。这些城市建设重点工程，不仅建设环节多，而且资金流量巨大，无形中对保证建筑市场的廉洁也构成一大挑战。

　　“市场空间大，利润回报丰厚，现在没有哪一个行业能比得过建筑市场，”广州一建筑企业老板介绍，目前建筑工程方面的腐败，主要集中在建设用地审批、工程发包、招标投标和工程结算等几个关键环节。

　　近年来，尽管随着《工程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的完备，建筑工程领域内的行贿索贿等黑金案件已明显下降，但据广州市检察院公布的相关统计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查办的所有违法违纪案件中，涉及建筑工程领域的占1／3；市检察院立案侦办的贪污受贿案件中，也有1／3与建筑工程项目相关。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建筑市场行内人多半认同该行业腐败的高危区域，与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或国家公职人员直接相关。比如在用地审批阶段，就极容易出现未批先用、边报边用、越权批地、擅自下放土地审批权等问题。“很多企业贪走捷径，喜欢在工程前期行贿或投入大量的精力和金钱来搞定人，结果由于成本付出过高，导致了后期招投标和建设阶段也接连出现违规操作。”一位业内人士分析。

　　于是，2002年，宁波北仑区检察院首次为当地建筑行业建立行贿人资料库(俗称“黑名单”)，并向社会提供“诚信咨询”。此创新举措一经推出，顿时在全国引发取经热潮。今年初，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西等地更率先一步引进建筑“黑名单”试点，以净化建筑市场。这些都直接催生了广州相关制度的出台。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杨晓红

　　图：

　　据了解，广州市检察院立案侦办的贪污受贿案件中，有1／3与建筑工程项目相关。

　　本报记者　方谦华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