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早期水成论思想,环境地质观念与西方地质科学的第二部分陶世龙在中国北方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位于河谷两侧的阶地上。这种地方取水近而又不卑湿，较适于人类居住，因此这些遗址的分布，明显地受到地质条件的控制。当文明社会兴起后，中国人就开始把这些经验整理起来，记入典籍。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管子》一书中，就有了这样的概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14]。懂得建设城市应考虑到环境。《管子》是后人用管件的名义编集的一部论述治国之道的名著，其中确也记录了管仲的不少言行。管仲是公元前686年到公元前644年间在齐国担任政府首脑的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不仅重视道德伦理的作用，还特别重视经济建设，因而使齐国成为当时中国北方最强的一个诸侯国。重视经济建设，也就必须重视对自然环境的认识。《管子》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了解国情，这个国情中有一项是“水土之性”[15]。什么是水土之性呢？用今天的科学语言来表达，就是地质环境的特征。古代中国人所说的土，并非仅指土壤，而是把砂、砾、岩石整个大地的组成物质都包括在内，如“皇天后土”中，这“土”即为与“天”相对应的“地”；这与英语中的Earth也可用来表示地或地球相似。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知道岩石破坏后会变成土；甚至知道岩石被火烧烫后再浇上冷水会加速破坏，用这个办法来清除妨碍交通的岩石[16]”。后来又认识到土也可以变成岩石，如本文前面所述。这个变化过程，明概学者宋应星（1587－165？）作了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地质学相似的概括：“沙与石，由土而生，有生亦有化，化仍归土[17]”。古代的中国人还已知道，水可以在地下运行，地上水和地卜水以及地下水本身之间是相通的。这种认识看来在那时已相当普及，所以唐诗中会有“小江潮易满，万井水相退”这样的句子[18]”。把自然作为一个总体来认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点，中国人较早地就形成了水土这一统一的地质环境的标念，对在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并能发展起来，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很重视水土对人的生活的影响，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在《管子》中已认识到，土壤的性质，地下水的质量和埋藏深度等条件，都会影响植物的生长．据此，对位于今天山东省的齐国的平原地区按以上几个条件的不同作了分类，指出了所生长的草木的特点．并分别提出了种植什么样的农作扶才合适的意见[19]”，经当代中国水利专家的研究，归纳如下表所示[20]。地表土名称地下水深度（尺*）地下水质情况 适于种植农作物品种渎田悉徙 35 水仓 五种（谷）无不宜赤垆 28 水白而甘 五种（谷）无不宜黄唐21 泉黄而糗，水流徙惟宜黍秫斥埴 14 泉咸，水流徙 宜大菽与麦黑埴 7 水黑而苦宜稻麦*这里所标的尺是战国尺,那时1尺约合0.2-0.3米
在管仲之后的一个世纪，齐国又一位博学的政治家晏婴，在一次出色的外交活动中，用生长在淮河南边的桔树移植到北边后就结不出好的果实了，原因在于两地水土不同这个故事，来说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会使人的品行发生变化[21]”。他用这样的例子来打比方，说明水土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至少是在管仲的故乡已深入人心。既然已能认识到水土对植物的生长有影响，也就不难想到它会与人的健康发育相关。古代的中国人在这方面积累有许多经验。公元208年，统治当时中国北方的曹操，带领数十万大军南下，扎营在长江边上，企图一举扫平南方；南方的军队只有几万人，许多人担心打不过曹操，但南军的统帅周瑜却认为有把握获胜，一个重要根据是，曹操的士兵大多为北方人，来到这里“不习水土，必生疾病”[22]。事情的发展果如周喻所料。城市是人口集中的地方，水土当然是兴建城市所应考虑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建设首都这样的大城市的时候。约在三千年前，今天陕西省渭河两侧的平原，发展成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和政治中心。两千多年前，首次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大帝国的秦始皇，把这个国家的首都摆在渭河上，建成了地跨两岸，以北岸城区为主体的咸阳城；随后兴起的汉朝也在这里建都，但把位置向东南挪动了十公里左右，建成了长安城。经过多年战乱，长安失去了作为全国性的首都地位之后，到公元六世纪末，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又把它作为首都，但是放弃了旧城，又将城市的位置向东南挪动了约十公里；隋后兴起的唐朝继续把中央政府摆在这里，扩建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会，著名的唐长安城。城市为什么要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搬家，应付地质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中国北方平原地区，多有地下水位升高导致土壤盐碱化的问题。渭河平原就受到这种威胁。秦始皇时，由于在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的主持下，在关中平原上开了许多渠道，既可用于灌溉，冲洗掉盐碱，还有宣泄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的作用，使这里的耕作条件大为改善，粮食产量猛增，据可靠的史书记载，达到一亩地产一锺，“锺”是量粮食的容器，一钟约相当六蒲式耳（Bushels）；那时的一亩较今天的一亩小，约合0．148英亩，在两千多年前，这个单位面积产量是很高的了[23]。但是，自然的规律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改变，土壤盐碱化的威胁在关中平原一直没有消除，特别是在因战乱等影响，使水利设施失修甚至破坏以后更明显。从咸阳到汉长安城和隋唐长安城，都是搬的离渭河更远一些，而且是在从低处向高处搬；这里的地势是向东南升高，咸阳位于渭河之滨地势最低，汉长安城处于地势从低到高的过渡地带，隋唐长安城则建在明显的高地上，这种迁移显然是为避开地下水位升高带来的盐碱的威胁，在史书中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证据。隋朝一位大臣建议放弃旧城另建新城的报告中，“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是一个重要理由[24]。这个新建的长安城的地基比老城的城垣还高，但在过了几百年后，盐碱的威胁又来了，到十五世纪中叶，在新长安城所在处兴建起来的较小的西安城（原来的长安城已破坏得不复存在了），又出现了“水泉卤不可饮”的问题，不得不另开水渠从别处引来地面水食用。[25]水土对人的生活影响之大，给了古代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认为它不仅与人的身体健康有关，还对人的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管子》中讲了若干不同地区的人的性格的特点，结论是都与那里的水有关．如说过国人轻率果敢狡猾，是因为楚国的水柔弱清澈[26]；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但自然环境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人的性格以影响，裁赵多慷慨悲歌之上，历来都有人认为这与那里的山石高峻，水冷天寒有关。如李四光后来用现代科学作的分析：“山路崎岖，往来行旅必要费许多的精力，且山上的气候在往比平原的气候变更较为剧烈，所以山居的人民往往体力较大，并且富于坚忍耐劳之性”。但他同时也指出不能把这些自然条件作为根本原因[27]。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考中进士的劳堪也注意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使燕山地区本应质朴刚强的民风受到损害[28]。但是，尽管发现了地质环境的重要性，却不能去作科学的考察和研究，反而附会上神秘的色彩想入非非，这就使当时在中国萌发的可贵的环境地质思想未能上升成为科学，令人遗憾。在古代中国，“天人合一”即视自然与人为一体的理论，曾经长期是盛行在中国学者中的哲学，被用来解释出现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原因，按说，人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人合一”的提法，似乎并无不可，但是这个理论并非从物质世界的角度去理解人和自然的统一，而是把自然人格化，着眼于人和自然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世界，代表自然的“天”，被认为和人一样有思想感情，一样有喜怒哀乐；如对地震、日蚀、大旱、酷雨等等现象的出现，不认为是自然界本身变化的结果，而是到人世间去找原因：皇帝暴虐、政治失序、战争发生等等都可以导致自然灾害的降临。这种理论的存在，大大阻碍了古代中国人去沿着科学的道路探索大自然，使近代自然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地质科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西方，署名为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古希腊医生，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0一公元前337年）所著的文集与《管子》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实际为多人所著，写作的时间前后相差可达一百年，其中《论空气、水和环境》的文章，被认为是他写的，许多观点与古代中国的环境地质观点相似或简直一样，他也重视水和地面形态还有气候对人的体质以及精神世界的影响[29]。比较起来他的幸运之处在于没有“天人合一”这类理论将他这些认识引上神秘的道路，西方学者重视实地考察和运用逻辑思维方法，使地质科学，包括环境地学在内，建立起来并得到发展。拉策尔（F．Rstzel，1844－1904）对人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对环境地学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研究有过分强调了环境的控制作用的倾向，以致纳粹能够利用他的“生存空间”的概念来为其侵略扩张制造根据[30]。从这里回过头来看，古代中国出现的把自然与人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认识的思想，又有其可取之处，按照这种思想，比较不易走向片面和极端。因此，在近代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如能把中国古代早就出现的一些地质思想发掘出来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将会产生出很有意义的成果。中国的古代典籍，可谓浩若烟海，本文所引证的实不啻沧海一粟，如果能由此而引起同行的兴趣，有更多的人去发掘这个历史宝库，那将是对本人莫大的安慰。参考文献[1]吕坤，呻吟语．天地，吕子遗书，清道光4年（1824）开封刻本。[2]AbrahamWolf，A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and Philosophy in The 16th&17thChnturies，1935，据商务印书馆中译本，页405－406。[3]王文禄，海沂子，卷4，据清道光11年（1831）聚珍版，学海类编。[4]）陆深，玉堂漫笔，据清顺治（644一1661）刻印，续说郛。[5]叶子奇，《草木子》卷1，清光绪5年（1879），叶桂林刻本。[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卷94，1986，中华书局据清光绪六年傅经堂本点校重排本，页7、2367。[7]沈括，梦溪笔谈，卷24，据文物出版社影印元大德9年（1305）东山书院刻本。[8]颜真卿，麻姑山仙坛记碑刻拓片，1982，武汉古籍书店影印。[9]沈约，《宋书》卷50，1974，中华书局标点重排本，页1455。[10]淮南子，卷3，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11]蒋梦麟总务长演说词，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1920，第1期[12]中国地质学会会志，1922，第1卷第1期，页4—7。[13]C．Lyell，PrinciplesOf Geology，1837，页23。（14〕管子，卷1·乘马。（15）管子，卷2·七法。（l60水经注，卷33，王先谦校三家合刻本，清光绪23年（1897）新化三味书室据长沙王氏本重刊。17）宋应星，形气，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据胡崇祯（1628一1644）刻本重印，页61。（18）刘长卿，送崔处士先适越，据《全唐诗》卷148，1960，中华书局点校重排本，页1513。（19）管子·地员篇，卷1，据来薰阁重印清光绪17年（1891）胡橘芬刻本（20）中国水利史稿，1979，水利电力出版社，页81。（ZI）晏子春秋，卷6。（22）陈寿，三国志，吴志卷九·周瑜传，商务印书馆影印乾隆4年武英殿本（23）司马迁，史记，卷29，1959，中华书局点校重排本，页1408。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937，商务印书馆。〔24〕魏征等，隋书，卷78，1973，中华书同点校重排本，页1766。〔25）张廷玉等，明史，卷178，1974，中华书局点校重排本，页4728。（26）管子，卷14，水地。〔27）李四光，风水之另一解释，1923，太平洋杂志，第4卷第1号。〔28）劳堪，京都形势说，转引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清光绪27年（1901）图书集成局铅印本。（29）PaulPedech，La Geographie Des Grecs，1976，据商务印书馆1983中译本，页53－55。（30）RobertE．Dickinson ， The Makers of ModernGeography，1969，据商务印书馆1984中译本，页7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