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论中国古代科学（一）

　　科学在中国的悲哀（一）

　　陶世龙

　　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

　　新近在网上看到一篇读《李约瑟文献50年》记，提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使人们发现“被爱因斯坦判为不具备科学两大关键要素的中国，连冯友兰都论证为科学不毛之地的中国，却原来在近代以前是个富甲天下、璀璨耀目的科学大国。”

　　这这种看法在我国早就存在，听起来很舒服，流传也就很广。但在古代中国，其实无科学可言，科学尚不存在，何来科学大国？

　　我说这话，实在煞风景，一讲出来就有人反对，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难道不伟大！还可以举出张衡的地动仪，自流井的盐井。以及孔明灯是航天的嚆矢，爆竹二提脚是火箭的滥觞等等。这些事物，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是无与伦比，所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里真的陈列着孔明灯。但遗憾得很，都只能称之为技术，而不能算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相关，但并不能等同，严格说来中国古代那些技术，并非以科学为基础，与现代意义的技术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人把那个时代建立的文明称之为工匠文明，以始区别。

　　下面几个例子，我觉得足以说明。

　　冶金史专家朱寿康先生领导的一个小组，曾专门用现代的测试手段去研究中国的古剑。他告诉我，1974年在从葬秦始皇的陶俑坑中出土的三把宝剑，是直接埋在地下约五、六米深的土中，地上面的水能够渗入和它们接触，可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是光亮如新，非常锋利，妇女的辫梢，竟可一挥而断！后来在一次会上，方毅同志也谈道这秦始皇时代的宝剑，他去参观时曾要出试过，真的有这样锋利。而这些秦剑是用铜和锡，还有少量的铅造成，并不是钢剑。

　　朱寿康他们用测试仪器反复检验，还做了一些模拟试验，最后查知，宝剑不锈的秘密是表面有一层厚度仅十微米的铬；他们还发现，在这些剑中，剑身中锡的含量量高于剑刃，所以刃口锋利，而整体坚韧。这样的剑是怎样造出来的呢？研究的结果是，先浇铸出中间的芯条，再浇铸两边的刃而作成的“复合剑”，要知道这是在两千多年前，是工匠的技术也好，这技术也是了不起的。

　　宝剑的物质组成清楚了，制作方法也知其大概，何不造它几把？有人试过，但都不成功。因为古代这些奇妙的宝剑，是摸着石头过河，凭个人积累的经验来制造。并不知道炼制宝剑过程中有什么物理化学作用，也没有可以作为规范的工艺流程，造出这一把，下一把就不一定能依样画葫芦地复制，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说，铸剑名家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练剑三年不成，最后把头发指甲剪了投进冶炼炉，直至莫邪自己跳进炉中才炼成。而这剑也有了灵气，成为威慑邪恶的神物，留下的记载不少，由此可以看出，技术高则高矣，但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超自然的神秘倒是不少。没有上升到科学，只能靠在实践中学，师傅带徒弟，一代一代传下去，不知到了那一代，这经验随着师傅进了棺材，就完了。

　　再如张衡的地动仪，的确值得我们骄傲，西方也无疑问地表示了对张衡的尊崇，但里面有多少科学呢？史书的有关记载只有几行字，有的专家想复制一台，研究多年，造出来并不能报告那里发生了地震，就算是留的资料详备，能够复制出来并真管用，但这也仅是提供了认识地震的一种工具。张衡以后更无人接班，在中国社会中对地震的认识仍是天人感应那一套，在我们四川,便有一个故事,清朝同治年间,在保宁府大堂,一天突然陷落一大块,从地下冒出一座碑,上刻有牛鸣地震四字,据说是诸葛亮留下的预言，大家理解为牛叫起来地就要震,于是禁牛入城,并让农村中养牛的,给所有的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横木,让它叫不起来.谁知后来来了一位知府姓牛,而知县姓鸣,两人还恰好同时到任,而就在这一天地震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牛鸣在此.如此荒诞不经,却是被一本正经地记在《寄蜗残赘》这本书中；许多人是相信这类说法的，所以洪秀全还以地震的发生作为建立“新天朝”的征兆，而1976年唐山地震后，当时的宣传工具还在引用。

　　还有这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用来做正经事，恐怕没有看风水用的多。到头来航海或做地形地质测量用的罗盘，在早还得买西方制造的。中国传统的罗盘是圆形，磁针周围加上了些天干地支这类似乎是神秘的东西，对做地质工作无用，但现在听说比地质罗盘值钱了，因为信风水的人还是很多，包括有些单位的领导也信，盖房子请风水先生去看风水，收入比干地质强。赛先生潦倒如此，能不悲哀！

　　一个时期出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宣传，实际上是不懂得科学的价值而停留在工匠文明的自我陶醉。在那时的许多影视和文艺作品中，科学家是最蠢的，不仅无用，还在那里碍事。

　　技术的高超不等于科学的存在。没得说的了。但仍有人会说，像朱熹对化石的认识，沈括对河北平原是河流带去的泥沙淤积而成，徐霞客对喀斯特地貌的观察，难道不是科学吗？十多年前，就遇到过这样的质问。

　　这些古人的认识都是很卓越的，但几句话就等于建立了这门科学吗？显然不是。就是李时珍有了大部头的《本草纲目》，里面有许多可用的材料，但也不能忽略其中还有生吃狐之五脏及肠肚可治狐魅，如以之作羹霍，可治大人见鬼之类的东西。如果说张衡、朱熹、沈括、徐霞客这些古圣先贤思想中闪耀出来的科学的火花值得我们自豪，而这些火花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燃烧起来，自然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也不是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倒是更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四川有个著名的经学家廖季平(1853—1932年)，在他的《地学问答》(1915年，请注意这不是科学意义的地理学，而是讲堪舆即风水的中国传统“地学”竺可桢、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引进作为自然科学的地学把它取代，可是现在有些人还真想去认祖归宗呢)中就发表过这样的高论“泰山从海底过脉，当从闰美洲而来，美在昆仑之西，应属少昊，从西潜行到东，中土江河夹其左右，东西合并，乃笃生至圣。”用以说明出生在“少昊之墟”即曲阜的孔子，成为圣人是得天地之灵秀：中国的风水术竟和现代的地质学也结合起来了。

　　然而稍微有点地质知识，就知道这是在信口开河，但这位老先生是正儿八经的，他是按风水术中的龙脉去认识。

　　而现在竟有置人类共有的先进文化不顾。而以产生的地域为区分，强调未来为西方文化落后了，东方文化将取而代之，于是不知是些什么货色的金人玉符，秘笈宝典，纷纷从箱底翻了出来，打着宏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同时不忘穿上科学的袍服，你方唱罢我登场；孔夫子也不屑一顾的怪力乱神，竟成了超科学或另类科学，并得到为数可观的精神俘虏；其心不可测，还不如廖老先生有几分书呆子的真诚，另一方面，渲染科学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对科学主义的声音也在吠声吠影，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奇观。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确是看看他的现在，就可以了解他的过去。

　　我以为，还是爱因斯坦在1953年致斯威策(J.E.Switzer)的信中说的对：“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商务印书馆，页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