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世龙论中国古代科学（三）

　　科学在中国的困惑（三）

　　陶世龙

　　中国本信巫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我感到，鲁迅先生对中国的这一特色抓的真准。巫风在中国，六朝以后也未曾稍减，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遍及社会底各阶层，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有的已成为风俗，被他潜移默化而不自知。科学在中国最大的对手不是别的而是巫术，或者说巫教、巫文化。

　　巫的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说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现了。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将巫字的演变归纳如右下图（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是两个工字的交叉，大概是行法术时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后加上两个人在跳舞，是巫用形体动作请神灵降临。

　　甲骨文时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据说他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方式见到鬼神，总之是具有与鬼神沟通的功能而不同于常人。传说有个巫咸，能知人生死祸福；黄帝作战前，要找他用蓍草来占卜；还有记载说，他的儿子巫贤当了辅佐殷王祖乙的大臣。论起来，祖乙与黄帝年代相去很远，他们父子的寿命真够长了。但既是传说就不必那么较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那时最有文化的人，又能将人间事向鬼神报告并把鬼神的指示带回来。但担的责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将巫脱去衣服放在太阳下曝晒，甚至架起火来烧，以为这就可以惊动鬼神，下雨来救他，结果烧死了不少；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将用河神的名义诈骗钱财危害人民的巫，统统扔到河里去，说是请他们去通报河神，就是这古法的应用。

　　治病也是巫的专业，那时得病以为是中了什么邪。就找巫来驱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词及其他奇怪的形体动怍来行使法术；有时也给病人吃点药物。巫在表现鬼神附体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药以求得兴奋，因为他得表现出与平时不同的癫狂状态，这些药是他们一代一代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只有他们才有和敢用；还有象占卜的时候需要将龟甲或兽骨烧出裂纹，一般人不会烧，而巫则能很快就完成，他们确一些有别人没有的本事，于是成了“招神，逐疫，禳灾，除不祥”的专业户，巫是他们的姓氏。

　　殷人特别崇奉鬼神，杀了许多牲口还有俘虏和奴隶去祭祀，但最后被周人灭了。比起来周人不那么信鬼神，治病也开始有专门的医生，巫不那么重要了。医是从巫分化出来的，传说巫彭是医的开山祖。

　　儒家的兴起并成为正统后，子不语怪力乱神，巫的社会地位变得低下，加上有些巫（这时一般是女性了）出入宫廷，交通权贵，介入宫廷权力争斗，在政变失败后受到严厉镇压；而野心家用巫术来蛊惑人心，制造社会动乱，历代都有，皇帝对这种人也很警惕，从社会的表面看，以巫为职业的人不多了，但如从人的思想与行为来看，巫风实仍未减，而且已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像旧时家家都有本黄历，里面什么时候出门、嫁娶、动土才吉利等内容，以及社会上扶乩、请神、看相算命等等活动，也都是巫风的流被。所以我用了巫文化这个词。以巫为职业的巫婆神汉也仍然有，可能因与巫蛊之类害人之事相关，名声不好，但人们实际上还是信的；而不用巫的名号，换个装束，以什么高人、大师的面貌出现，实际干巫的事，更是可以风行社会。宣称自己能与无形的神仙鬼怪沟通，能预知未来，致人祸福，总之是通灵不凡之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把握住这特征，要有科学的武装，识别他们其实也是不难的。可惜在中国信巫而不信科学，因无科学而更信巫，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要突破实在是太难了。

　　巫风所及并非尽限于市井，往往高层还更热中，由此直至可以影响军国大计的事件屡有发生。随手拾来，就有：

　　南北朝时南齐的末代皇帝萧宝卷，信奉据说是死后成为钟山之神的蒋子文，还有个宋徽宗，相信妖人林灵素，都是因此误了大事的昏庸亡国之君。

　　令曹操叹羡“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到了晚年相信一个名叫王表的神，这位神，“不见其形”而是靠一位名叫纺绩的婢女沟通，孙权把这位无形的神封为辅国将军罗阳王，在都城修建馆舍迎去请教。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这句名言就是后人孙盛对此事有感而发的。

　　近在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荒唐的事。那是在鸦片战争后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因主张抵抗英军而皇帝想和，早已被撤换，但这时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打内战很内行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这位果勇侯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广东军务记，收在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Ⅲ，神州国光社，1954）

　　须知这不是在武侠小说或仅供消遣的影视中，而是面对英军入侵的备战行动！结果可想而知，英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位钦差参赞大臣也下台了。

　　相信巫术并以国家的名义用它来与科学创制出来的物质力量较量，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一次，大家都会想到，那就是义和团的行为。

　　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巫术较量的结果，中国方面一败涂地，于是也想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了，但是当时的当权者以为洋人比我们强的，无非是船坚炮利，想要的仅是西方的技术，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精神世界中还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也就是后来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最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这样认为：

　　“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于形而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亦可支持焉。（《物质救国论》，1905）

　　此时中国人没有科学这个概念，连“科学”这个词也没有。科学一词是日本人翻译时用的。1902年，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的兴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八、九岁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泰西之学”。他们不把科学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学，何必计较用什么名字。(吴汝纶东游丛录，1902，日本东京三省堂书店)

　　对待“西学”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日本人是把科学真当一回事来学，而且是作为“普通学”，全民来学。中国则不然，就要技术，如翁文灏后来所感叹：“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重洋务，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科学，第10卷第1期，P1-2，1925)”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遑论一般民众。

　　这就是尽管中国巫术在物质世界中的较量失败了，在精神的领域中仍能对科学占优势的原因。所以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半个世纪，鲁迅的保姆长妈妈还在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如果妇女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在长妈妈的面前，科学没有立足之地了。无奈在中国至今恐怕还是不知科学为何物，不信科学信鬼神的人多。当然不会重复长妈妈讲述的故事，但什么意念可以动物，发功可以灭掉千里之外的森林大火，如此等等仍广有信众。科学远不是中国巫术的对手。

　　其实巫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现象。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威力心存恐惧，对人生感到命运莫测，巫术由此而生，只是在西方巫的这两部分职能分别为科学与宗教取代，基督教的一主一上帝的教义，是不容许白日见鬼，狐狸成精和由什么大师来扭转乾坤的。而在中国，既无科学，又无强有力的宗教，这就使巫的影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本无科学，进入也不是明媒正娶，是搭着技术的车混进来的，清朝统治者不懂得现代的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要技术，科学也随着进来了，象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地质学的奠基之作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的选编本《地质学基础》，便是作为矿学一类翻译过来的。科学是冲破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专制，摆脱神灵的桎梏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客观存在真理，不因任何权力的干预而改变；是人作为有了独立人格的人，在精神上独立的标志。也幸亏他们不懂得这些，否则扼杀之犹不及。何让引进。

　　总之，科学在中国可谓先天不足，但也一百多年了，仍处于困难的境地，常听到呼吁，需要启蒙。我以为如对这巫文化仍无认识，甚至把巫术当国粹，当宝贝。到处推销。科学在中国的前途，仍然不妙，尽管崇尚科学已喊得震天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