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克茜
《光明日报》七月二十九日的教育周刊刊登了杨玉圣教授的题为“让学术回归学术”的文章（下面简称为杨文）。
杨文指出的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问题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杨文认为“全民搞学术”，“教育上搞‘大跃进’”、“学术上搞‘大跃进’”，恐怕也有些言过其实。“全民炼钢”、“大跃进”，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狂热。而目前中国教育界所出现的只能说是一些偏差，应该会及时纠正。另外，杨文断言：“数量庞大的专科、中专类学校”以及“绝大多数本科类院校”“不具备做学术研究的条件”。而理由则是“缺乏学术传统”、“没有学术研究的氛围”、“缺乏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条件”。杨文过分夸大了客观因素，轻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当年马克思对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就是在伦敦图书馆进行的。而居里夫人从天然沥青铀矿中提炼未知元素镭时，又有什么样的实验设备呢？时至今日，人们是可以通过网络更有效地攫取信息、想方设法解决实验设备问题，来进行学术性研究的。
杨文的结论是：“还是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教师回归教学，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才是中国教育的福音、中国学术的希望。”杨文的结论，出自于他所推崇的美国大学教育模式。杨文认为，在“最发达”的美国的高等教育中，只有像哈佛、伯克利、斯坦福等一、二百所大学是属于“研究型大学”，而美国的“其余的绝大多数大学属于教学类大学，教师以教学为主，而科研并不被人看重”。笔者不同意杨文的观点。美国大学本身是有概念上的“研究型”或“教学类”的不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美国的高等教育已是彻头彻尾的商业机制。哈佛等世界知名大学已完全由“市场品牌”来定位；而品牌的最初建立，也都是由非常可观的原始资本所奠定。目前美国每一位大学的校长，都必须是一位有能力的筹款人。美国名牌大学更是政府、军队、商界资本所哺育的产物。与此相应，这些名牌大学也一定要能够不断培养出步入政坛、军界、商界的人才。这些大学与它们所培养的毕业生，编织成一张张筹集资本的良性反馈网，来提供维护名牌大学地位所必需的源源不断的庞大资金。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不但创立了许多有形的名牌商品，如可口可乐、迪斯尼乐园等等，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名牌大学以及它们所鼓吹的政治经济理论，作为无形商品，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正是有些名牌大学的教授学者们，近年来在政治上鼓吹“新保守主义”，从而导致在军事上发动伊拉克战争。在商业上，许多美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投身于世界金融运作，不知将多少国家老百姓的血脂血膏，汲入美国。
在美国，合乎规范的大学的教师队伍基本上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可申请终身职位的（Tenuretrack）”以及“附属的（Adjunct）”。只有前者才能申请终身职位，而学校一般都要按照研究、教学、服务三个方面的表现来全面考核。所以即使在所谓偏重教学的大学里，要想获得终身职位也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成了终身教授后，还要常常发表论文，甚至为了研究还可减免教学；这些事实与杨文所述相差甚远。美国教授们非常重视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市场中的定位，并且凭借它们在各类大学之间浮沉。像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大学，甚至很少直接给年轻教授以终身职位。多少年轻教授在为哈佛等大学辛苦工作数年之后，都只能转去其他大学。如果他们继续学术研究、发表有分量的文章、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学者，哈佛等大学才会以重金再将他们回聘为终身教授，以名人效应来巩固其名牌地位。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有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学术研究，是不能只将希望寄托在名牌大学之上的。“英雄不问出身”。我们需要的是对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弊病的改革，而不是把人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限制人才的发展。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体制的改革。如果每所大学都要由自己来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它就必然要提高自己的实力，在社会上找到适当的定位，创造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品牌，来确保毕业生的就业率，不然这座大学就会关门。所以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是继承和发扬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同时客观清醒地吸取各国特长。盲目地照搬外国模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作者为美国旧金山大学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