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鲍威尔宣布辞去美国国务卿之职，布什总统立即提名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接替此职。这一重要的人事变动似乎佐证了此前媒体的一项普遍预测——4年新任期已然在手的布什政府，将在外交上更加倾向保守单边激进、更加富有侵略性、会对更多的“流氓政权”动手、发动更多的战争。费卢杰之战是一个信号，相当于外交部的美国国务院失去“鸽派”舵手，则更是枢纽位置上的关键安排——长于苏联、东欧政治事务的赖斯，是信奉实力外交的强硬派。
国际关系专家与政治观察人士，越来越希望从美国连任总统的第二任期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但结论却往往大相径庭。有分析认为，第二任期的美国总统，不再受竞选连任的诱惑，因此可以回归理性与常识，如里根在第一任期中将苏联命名为“邪恶帝国”，及至第二任期却开始跟对手缔结和约；相反的观点则同样认为二任总统没有选票任务的束缚，但因此会一改一任期间顾及中间选民的权益之计，更加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政治理念。目前的布什总统无疑应当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宗教情怀的总统，布什对于“美国天命在于维护与传播民主与自由价值”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笃信不疑；在9·11之后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确立的战时总统威信，也增添了布什对于自己所宗所信的信心；而竞选连任的胜利，更让布什摆脱了“弱势总统”的困境，获得了多数选民授权的合法性基础，无疑可以让布什进一步相信自己契合了美国民意，而拥有了继续努力的政治资源。
事实上，倘若布什要依照激烈的外交方向继续推进甚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目前确实是最合适的时机：因为不但共和党赢得了总统大选，同时还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全美国大多数联邦州的州长职务也落入共和党囊中。如此江山一统的局面，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后68年来的第一遭。因而来自客观制衡和掣肘的力量也将降到最低点。
但关键的是，布什在第二任期上真的准备热战不休吗？布什政府在第一任期中遗留下来的几大关键外交事务，大概可以三分：一是处理被美国政府视为威胁的若干政权与力量：本·拉丹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是其一，伊朗和朝鲜的“核扩散”也是其一；二是处理被美国政府视为示范的若干重建工作：阿富汗的政治改造与经济援助是其一，伊拉克获得稳定与步上正轨更是当务之急；三是着手解决巴以死结，在后阿拉法特时代，美国政府认为解决巴以问题的机会正在来临。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的主流走向若何，显然决定于以上三项任务的轻重排序。
在讨论美国连任总统第二任期现象时，不少专家提到美国总统在第一任期中普遍渴望连任，着眼于未来4年，而及至第二任期，则会专注于“流芳千古”。老布什留给布什的一项政治教训，正在于“破坏性”的成就无法取代“建设性”的功勋。布什信奉的新保守主义，同样强调“在全球确立起美国价值观”这一建设性的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后阿富汗与战后伊拉克的民主植入与经济重建，对于布什来讲要甚于其他。因此，在布什竞选连任获胜之后，美联社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选民认为布什最应该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伊拉克的稳定与重建。对于深具“弥赛亚”情结的美国人来说，推翻一个“邪恶政权”并确立起民主制度，才是统合了美国一国之利与对方福祉的方向——如果只是留下个烂摊子而拍屁股走人，显然连他们自己都会觉得过意不去。
而成功地重建阿富汗与伊拉克绝非易事。这些国家的宗教背景与整个民族的大气候，增添了它们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难度。而且作为美国反恐的两大试验田，国际恐怖主义也想方设法要在这两个地方制造对立与反弹。因此在美国的全球霸业和价值推广企图里，在阿富汗与伊拉克能否成功重建，一是美式民主能否改造伊斯兰世界的试点，而且同解决巴以问题一体，是下承大中东和平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自冷战结束先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之变制，继而又有东南亚威权国家之转型，这番阿富汗、伊拉克国家的重建，套用亨廷顿的总结，是西方文明能否再向一个政教形态世界扩散成为“民主第四波”的示范。
另一方面，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更是要从根源上杜绝恐怖主义滋生土壤的努力。独裁统治、原教旨控制、贫穷以及与主流世界的隔绝，都需要政治制度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成绩来改变。依照弗朗西斯·福山提供的历史线索而论，西方民主不仅是以硬实力、更是以制度优势的软实力成功击退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挑战，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里，它显然也同样需要这两手来化解恐怖主义的挑战。
所以可以说，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具有布什追求个人“历史名望”以及诉求美国“历史使命”的最关键内涵，它的重要性、脆弱性、艰难性与长期性，以及需要的国际和解与合作，容不得再有战争任务来并列干扰。因此，布什政府如果不是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一手全面“终结历史”，那便完全有理由懂得第二任期内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什么，其外交也因此并不必然会因为鹰派阁员的增多而更喜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