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则新闻很是令人感慨：
15日，国家环保总局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环境科技工作会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科技日报》11月16日）
从2001年开始，全国出现能源紧缺，煤炭开始走俏，煤炭价格持续飙升，作为全国煤炭储量最丰富的山西省高平县，一些煤矿老板迅速积聚资产，他们形成了共同的消费习惯，买豪宅、开名车、进行色情消费，捐资建庙讨好个别官员，充分享受暴富之后“金钱带来的快感”。（《新京报》11月17日）
我们的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已近极限，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此之前早就有环保人士指出，中国的粗放式发展有两大危害，一是属于竭泽而渔式的破坏资源，也许只在30年左右之后，山西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将无煤开采；二是加剧了环境污染。这次王玉庆列举出的一组数字更是说明了这个问题：COD排放总量达1400-1500万吨，接近排放最大允许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00-2000万吨，远远超出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亿吨。处理率仅为54.2%，无害处理率更低等。
其实无须环保专家和环保官员列举数字，我们都能切实感受得到这种由于粗放型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持续恶化。任何以牺牲资源为代价的发展都会带来环境的恶化，这是一条谁也改变不了的铁律，遗憾的是，并不是人人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山西高平煤矿老板们暴富起来了，他们拥有了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资产，他们尽情享受金钱带来的快感。的确，金钱是能给拥有者带来快感，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这种快感恰恰是在资源和环境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所享有的，是建立在资源痛感的基础之上的。这两种感觉的不同之处在于，“金钱快感”是个人享有的，而资源痛感则是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享有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资源痛感，才促发了煤矿老板们的“金钱快感”，而老板们越是感觉到快感，我们的资源痛感就越是强烈，两者之间呈现出了一种日益尖锐的矛盾。
煤矿老板们当然不在乎这种矛盾的发生和存在，但作为拥有决策权力和管理权力的部门和领导们，如果也坐视这种矛盾的日益尖锐而熟视无睹，不采取任何措施来缓和和解决这种矛盾，那我们的发展大业可就“岌岌乎危殆哉”！(稿源：红网)(作者：李先梓)(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