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淮安人蒋宗明想在南京开一家汽车修理厂，场地协议签了对方却不腾地方，蒋宗明为此到法院起诉。起诉书是法官帮着写的，本以为至少有8成胜率，没想到竟然被栖霞区法院判决败诉。蒋宗明认为，原因就是自己没有答应借给主审法官5万元钱。当事法官金法官否认借钱一事，但承认曾帮助蒋宗明修改过起诉书。（据《江南时报》）
借钱是否构成了官司胜负的关键，暂不好说，因为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这个官司的判决存在问题，按照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复友的看法，“法官要回避给当事人写诉状。如果写了诉状，当事法官就不能参与主审，这在法律上是绝对禁止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蒋宗明的官司赢了，而被告方又甘愿认输，也就是实现了双方都认可的公正，是不是这一判决就不存在问题了呢？笔者认为，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关乎法官与当事人关系这一根本原则。
法官应当与当事人保持距离，是法院作为裁决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裁决，首先意味着不偏不倚，也就是严守中立，从形式上，应当是不苟言笑，甚至是一种刻板，这是裁决产生权威的必然要求。不容否认的是，在现实中，我们对法院的理解还存在着不小的偏差，不仅是公众，也包括法官。比如，人们很容易将法院理解成一个单纯的执法机构，就像公安一样。执法意味着对公众和违法者要区别对待，所谓“严格执法，热情服务”。法院当然也有执法功能，但必须以裁决为前提，就其功能而言，法院应当是被动的角色，西方人的正义之神就是一个蒙眼女性，表示正义纯靠理性，而不是感官印象。因此，如果法院也以“严格执法，热情服务”要求自己，就很容易出现越位问题。而公众再这样认知法院，问题就更大了。
由此我们来看蒋宗明的案子。蒋宗明要打官司，得首先找人写诉状，经人介绍找到了金法官。找法官写诉状，作为当事人的蒋宗明这一行为是存在问题的。但他自己是否能意识到呢？笔者认为，关键的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如果意识到了问题，说明他是在向现状妥协，因为法官写诉状比自己或律师写管用；如果没意识到问题，则说明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潜规则代替了明规则。就金法官来讲，无论是帮着写了诉状还是仅仅帮着修改了一下，都难以摆脱越位的责任。因为任何形式的与一方当事人过密，都可能意味着对另一方当事人的不公平，而无论事实真相如何。
因此，面对这样一桩官司，我们不应当仅仅关注当事法官是不是因为没借到钱而公报私仇，这顶多是关乎法官个人操守的问题。而当事人和法官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却是关乎公平的大问题。以此来看，这一官司蒋宗明如果赢了，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份反思法官与当事人关系的素材。(稿源：红网)(作者：王希忠)(编辑：杨国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