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提时代，语文课上学习了一篇鲁迅的课文，从那时起，心中无限的崇敬，向往着伟人那充满童趣的故乡。终于在数十年后，我来到了鲁迅故乡。
鲁迅故居，是十来间平常得近乎简陋的房子。坐北朝南的周家新台门西首有一道边门，从黑色的双扇大门进去，走过小天井，依次是台门斗（小小的门厅）、栽着两棵金桂的天井———桂花明堂、鲁迅卧室、石板天井、两开间二层小楼，小楼后是灶间和三小间杂用屋，最后是百草园。
鲁迅故居内的陈设极其简单。老式架子床、方桌、长桌、半截书柜、木箱、床头几、椅凳等十来件并不精致的木制家具。正如曹聚仁所言：“鲁迅很早就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其他地方的摆设就更少了。这少，也不难理解，家里几经变故，为救急救穷，稍稍值钱的都卖了。后来搬家去北平少许带走一些，能卖的尽可能又卖一些，亲友近邻又拿走一些。何况房子卖给了别人，原来的物件变动和散失更是难免了。北京、上海、绍兴三处的鲁迅纪念馆，“绍兴最‘穷’”。
一位儿童文学家说“童年是财富”。鲁迅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给了他别样的“财富”。后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当铺和药店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父亲久病而亡，不久祖父又因“科场贿赂案”下狱。
为免受祖父案件的株连，鲁迅小小年纪便随母亲下乡到外婆家避难。此时的投亲，已无往日的欢乐。他不仅饱尝惊吓，还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心灵上受到很大的创伤！鲁迅后来曾激愤地慨叹：“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在鲁迅故居内那座二层小楼上面，有间朱安女士的卧室。一九○六年夏秋间，他与本城内丁家弄的朱安女士结婚。鲁迅当时已经离家求学八年。他不仅学识大增，还受到了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决定弃医从文，要用文艺来改造国民的精神。这时的鲁迅，按讲是不会接受这种封建包办婚姻的。但是鲁迅毕竟接受了朱安。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母命难违”。
此后，鲁迅与朱安这两个封建婚姻的受害者，做了一生的挂名夫妻。虽无感情基础，但他还是“好好地供养”着朱安女士。鲁迅后来南下厦门、广州、再定居上海，直至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都一直负担着居住在北平的母亲和朱安的生活。他肯定做得很好，以至于对许广平也有着很好的影响。
据周海婴回忆说：“母亲拖着我这个病孩，生计极其艰难，有时生活费还得靠朋友资助，但她仍毫不犹豫地将这副担子接了过来，一直到朱安女士病故。”一九四六年秋冬，已是六十八岁的朱安心脏病加重，许广平特意赶到北平为其寻医求治。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朱安病故，许广平正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不能离沪，只能请朋友妥料丧事。但是许广平郑重地在这天的日历上面用铅笔写着“晨朱女士逝世”。
我跨出伟人的故居，回望着那漆黑的双扇大门，鲁迅就是从这里，从母亲的身边走出去的。王惠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