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齐观
12月8日，是标志苏联解体的《独联体章程》签署13周年纪念日。当年，在别洛维日，这个在专供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修养的所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领导人作出了让世人感到震惊的决定：解散苏联，成立独联体。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从此在世界上消失。从那以后，国内媒体涉及苏联的文字，大抵都在国名前面加个“前”字，成为“前苏联”。在这样用的人看来，没有苏联了嘛，可不是“前”？
这种称呼妥当与否，已有不少人士论及，但类似的问题其实在古代已经出现过。比方明朝遗民王弘撰曾经质疑：“今人称明曰‘故明’，不知何所本？”《池北偶谈》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陕西平凉府盗发韩康王、定王二冢，“法司按律拟罪”。韩康王与定王是爷孙关系，乃明宗室的世袭藩王，领地即在平凉。这件事引起了康熙的关注，“特令加等”；与此同时，要求对历代帝王陵“应加守冢人户”，禁称“故明”、“废陵”等语。康熙说：“凡云废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废为庶人，然后可。彼生为藩王，谁废之耶？”这里的高煦，是成祖的二儿子；成祖曾想立他为太子，但迫于立储的惯例，只好封之为汉王。而宣德皇帝一上台，汉王即起兵造反。显然，在康熙眼里，明就是明，天下丢了也不是故明；陵就是陵，当时废才叫废。这倒是很有点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兵入关之后，对明朝百姓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但他们对明朝一头一尾两个皇帝却表现了特殊的一面。顺治帝对崇祯简直是推崇备至。《郎潜纪闻四笔》载：“本朝入关定鼎，首为崇祯帝、后发丧，营建幽宫，为万古未闻之义举。”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那动用的是明朝国库的银两，清政府自己并没花钱。1657年，顺治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于千载之下，竟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在谒崇祯陵的时候，顺治也曾“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这种称谓，不只是让我们觉得有趣，也能窥见顺治的真情。
对崇祯的书法，顺治也是如此。《山志》记载，僧弘觉向顺治索字，顺治说：“朕字何足尚，崇祯帝乃佳耳。”说罢叫人一并拿来八九十幅崇祯的字，一一展示，“上容惨戚，默然不语”。看完了，顺治说：“如此明君，身婴巨祸，使人不觉酸楚耳。”又说：“近修《明史》，朕敕群工不得妄议崇祯帝。”顺治的话，连弘觉都给感动了：“先帝何修得我皇为异世知己哉！”大学者王士禛说他在京城的一位士大夫家，见到过崇祯御书王维诗句“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评价为“笔势飞动”。
康熙帝则更看重明太祖，表现在他拜祭孝陵之频，《池北偶谈》里就记载了好几次。1681年那一次，“诸公卿三品以上皆从，多赋诗纪事”。这当中，王士禛最推崇魏象枢的，诗曰：“蓟门西望望皇畿，共侍銮舆展谒归；礼罢裬门云自阖，梦回寝殿泪频挥。老臣将去填沟壑，何日重来拜翠微；廿载承恩无寸补，钟鸣漏尽尚依依。”王又格外称赞第五句和第六句，说“最沁人心脾”，想来也是他自己的内心写照了。1684年冬那一次，“上由甬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并且“上行三跪九叩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出，复由甬道旁行”，恭敬得很。与此同时，“赏赉守陵内监及陵户人等有差。谕禁谯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1689年春下江南，康熙“再谒孝陵”。这一回，“父老从者数万人，皆感泣”。作秀也罢，但康熙显然还是达到了他所要的效果。
康熙对前代开国皇帝如此谦卑，另一方面，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却也首先发生在他当政的这一朝，庄廷拢《明史》狱、戴名世《南山集》狱，等等，令天下读书人为之寒心。庄廷拢把大学士朱国桢的明史遗稿当成自己的著作出版，不料被人找到了不少“悖逆”的词句——不过是用了南明的年号而已，于是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后来，更发展到捕风捉影，明、清并提的诗句也容不得。雍正初年，徐骏因诗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之句，即被强指讪谤而掉了脑袋。
有学者研究认为，相对于历朝历代，清朝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但是，他们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到11月5日，清史纂修工程已完成第四轮招标评审，150项课题明年有望启动，届时这部浩繁之作会使答案更明朗吧。然康熙的“不得称‘故明’”，不论是收敛还是虚伪，应当说都没有用错，倒是今天的“前苏联”大有商榷的余地。
燕郊 文 赵晓苏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