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著名海外学者饶毅、中国科技部顾问鲁白、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三位重量级的华人科学家，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期刊《NATURE》(英国《自然》杂志)的《中国之声》专刊上联名撰写《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措辞严厉地点名批评中国的科技部已经严重阻挠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其中行政人员把持大权，令科研人员就范于人际政治，令科学俯首于人治，致使中国的科技投入离题万里、事倍功半，已然而且还将进一步抑制中国社会原本就不旺盛的科学精神。
这样的言论，犀利但未必新鲜。事实上，身在局中的中国科研人员，当然更有切肤之痛。如今发难的三人，有熟知国内科研现状的院士，也有洞悉科技主管部门操作的顾问，还有知晓先进体制与国际惯例的海外同行，倘若他们的言说不被按照惯例视为“别有用心”，那当即刻感佩于他们的拳拳之意，而更要惶恐于他们的诤诤之言。
从舆论与口号来看，中国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已经是毫不落后于世界潮流，毕竟从百年积贫积弱的历史里，中国终于得出了“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与“科技兴国”的国策。但在这来之不易的觉悟之后，采用怎样一番“大力发展科技”的体制，则是另外一重关键。三位科学家所指出的：“国家对科研课题——尤其是大课题的资助没有引入竞争”，“行政官员对科技项目经费的分配很难按项目本身优秀程度来确定”……直接矛头所指乃科技部，但真正所攻的症结，其实正是中国几十年并未脱胎换骨的计划科学体制。
这种计划科学的体制，是整体计划社会的组成部分，来自知耻后勇与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冲动。而令政府与国人津津乐道的成绩，则是两弹一星的研发。然而正如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所理解到的，两弹一星，事实上只是技术，而非科学——汉语将两者捏合为一甚至简化为“科技”，造成了满足民族情绪的误解。而技术可以计划，科学却无法安排——试想，连只是人类基本需求所致的经济活动，结果都被证明无法计划，更遑论乃是人类高级智力突破的科学研究？而在明白了经济活动必须诉诸市场这一道理之后，科学研究也必须从计划束缚中脱身的意识却没有水到渠成。一个最明白不过的事例，便是时下政府正在着手制定的国家科技中长期规划，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准备具体计划10－20个规模在几十亿到上百亿的重大科研课题。对此，饶毅于今年5月在两家国内媒体上刊发文章《国家科学规划：宜深刻改造管理体制、而非具体计划科学课题》，痛言这计划科研课题的思路，是技术计划经验的错误延伸，必定将遭受同于计划经济的大挫折。在这一计划科学体制不变的大背景下，科技部的人际政治当关，显然便是一个发生概率极大的现象。类似的情况，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多见不怪了。
事实上，计划科学、掌握未来的冲动与举动，也并非为有计划历史的国家所专，即便是一贯强调自由、竞争与民间促动的美国，也曾一度陷入其中。只是最后被赋予计划的“向癌症宣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反倒是从未被列入计划的IT技术与生物技术产业却无心插柳柳成荫——而美国的科研优势，恰恰来自这众多的无心插柳。因此，同服务于经济市场一样，政府在科研领域方面的作为，也不过是创造一个好环境。这一点，在美国的科技体制之父万·布什受命于罗斯福总统考虑战后美国科研政策的问题清单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份清单上列明的是这样四个问题：第一，如何将军事知识公之于世，也就是军事科研成果的民用；第二，如何组织医学研究；第三，政府如何资助公共和私有机构的科学研究；第四，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发现和培养美国的科研人才。而及至1950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即著名的NSF)，其宗旨即为“由政府出钱，但不由政府控制”。50多年来，在职业科学家的掌控之下，NSF确保了美国的巨额科研拨款能够以较低的配置成本服务于美国的科研工作，有力促进了美国科技的源源进步。
今天，有不甘于科技继续落后、不忍于体制辜负决心的科学家出言呐喊，其意其实仍然在于希望中国在历史教训的面前能够认清国际社会行之有效的惯例，弃绝计划的迷信惯性，改造政府的职能，许中国的科学创造一个生机盎然的艳阳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