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美的血腥，高贵的命运

　　林扶叠

　　(本报书评人)

　　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了俄罗斯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骑兵军》，译者戴骢，首印1万册。在中国当下乏善可陈的出版界，对于一个陌生的外国作家以及他的这一部短篇小说集来说，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200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同一个译者翻译的同一小说，名为《红色骑兵军》，如今正摆放在大小书店里。尽管坊间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一出版行为有着各种看法，单就伊萨克·巴别尔和他的这部小说来说，依旧有着重复出版的价值。

　　死无葬身之地的作家

　　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是人类永恒的敬畏。20世纪的俄国作家，刚刚经历了一个悲惨的世纪。然而，正是他们(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布尔加科夫、索尔任尼琴等)和他们所奉献的伟大作品以及作品所描述的“心中的道德律”，构成了20世纪世界文学让人敬畏的璀璨星空。他们被暴政所笼罩的命运以及文学对暴政的抗争，已经成为“文学的良心”的象征。如果20世纪的世界文学缺了他们，文学的存在意义将受到质疑。

　　伊萨克·巴别尔也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者之一。他的所有作品汇集起来，仅是一本薄薄的集子，除了这本《骑兵军》，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敖德萨故事》以及短剧《晚霞》，剩下的就是日记、书信和断简残篇。以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说集而跻身世界文学大师的行列，在世界文学史上十分罕见。

　　巴别尔，1894年出生于敖德萨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16年在彼得堡结识高尔基，成为高尔基最器重的天才(在《骑兵军》发表之后，巴别尔遭到骑兵军司令布琼尼将军的无理指责，高尔基为其辩护——这似乎是晚年高尔基所做的极少数能够被道德赞许的事情)；1924年，巴别尔开始发表以“苏联统治时期”的第一骑兵军为主题的短篇小说；1931年，巴别尔出版《敖德萨故事集》；1939年，4月10日，巴别尔被控“托洛茨基分子、外国间谍、恐怖分子”，成为人民公敌，经过三天三夜的刑讯，被迫“招供”；1940年1月2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我被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的、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25天后，根据克格勃档案，“巴别尔1940年1月27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祥”。1954年12月18日，同一个政权的最高法院作出了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平反”大概算是20世纪最血腥和最滑稽的字眼之一，是超越构词法的逻辑解释的一个词语组合，杀人者充当杀人事件的裁判者和被杀者的救世主，通过这一词语把自己的手洗干净。而已死者以及未死者，只能够面对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血腥而绚烂的战争画卷

　　1920年6月，“苏联”大举进入波兰，苏波战争爆发。由布琼尼领导、职业雇佣军部族哥萨克组成的苏联第一骑兵军，挥舞着马刀进入波兰战场。刚刚26岁的伊萨克·巴别尔化名科利奥·柳托夫，担任第一骑兵军的随军记者，短篇小说集《骑兵军》来源于他在战争期间的日记，一些篇目和日记中的记载几乎完全相同，甚至人物的名字也没有改变。

　　战争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不管是“义”的战争还是“不义”的战争，都有着无数作家前赴后继地在这一题材上展现自己的所谓才华，或者讴歌正义，或者膜拜英雄。然而，和俄罗斯其他描述“苏联统治时期”战争的大部分小说不同的是，《骑兵军》取消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超验性自我定位。小说甚至没有为这场战争提供任何理由，全部篇章的主角仅仅是战争中的士兵和人和自然，一方是杀人者，一方是被杀者，一方是这场杀人运动的见证者——甚至没有被杀者的反抗和逃离，只有被杀者的苦难和见证者的壮丽。

　　小说关于战场的描述绚烂而美丽：“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而荞麦则宛若处子，伫立天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逶迤西行，远离我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了野花似锦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晖，落下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滴滴答答地落下来。”这是《骑兵军》第一篇《泅渡兹博鲁契河》的第二段的开头部分，整个段落的景色描写占了整篇小说的四分之一，除了直接描写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以及作为喻体的“头颅”、“军旗”之外，毫无战争的烟火气——这样的文字小说中比比皆是。而在小说的结尾，对一个犹太孕妇的一段泼墨宛若石破天惊：“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被切开了，脸砍成了两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如此美丽的文字构成了整篇小说，而战争的血腥与残酷像油画表面的凸点一样，在字里行间蔓延。

　　战争之下的惟一命运

　　在小说集的整体编排上，也许是因为上引段落太过震撼，紧接下来，巴别尔宕开笔墨悠闲地描述了被占领的教堂(《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在整部《骑兵军》中，这样一张一弛的笔法，既体现在小说的篇与篇的间隔上，也体现在一篇之内的细微结构上：小说集的第三篇(《家书》)，通过一个战士的口述信件，描写了家庭之间的互相残杀：“我没法给你形容爹是怎么给结果掉的，因为我给支出了院子”(动手结果“爹”的人是口述者的哥哥)；紧接着的第四篇(《战马后备处主任》)和第五篇《潘·阿波廖克》，以喜剧的手法分别描写了一个满嘴谎言的骑兵军后勤军官和一个滑稽的圣像画家；第六篇(《意大利的太阳》)，则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下级军官西多罗夫对意大利的无望向往。

　　如果说第六篇是关于“梦想”的，那么小说的第七篇(《基大利》)则是关于“历史”和“信仰”的，一个开杂货店的犹太老人，他的店里的物品——“古代镀金的鞋子、海船的大索、古老的罗盘、鹰鹫的标本、刻有1810年字样的温切斯特式连珠猎枪和破铁锅”，“店铺里既有钮扣，也有蝴蝶标本”，“他在由地球仪、颅骨和花朵标本组成的迷宫里转来转去”——在文学史上，只出现在哈利·波特之类的哥特式童话以及博尔赫斯的小说中。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命运，都被战争所控制。《骑兵军》写出了生活于战争中的各色各样的人的同一而且惟一的命运：死亡。

　　逐渐丧失的人性

　　战争对怜悯的人性的侵袭出现在小说的第八篇。

　　小说的第八篇(《我的第一只鹅》)，位于整部小说集(共34篇)的三分之一处，《骑兵军》的主题轰然而出：戴眼睛的“我”被野蛮的哥萨克嘲笑，为了证明“我”在军队里的合法位置，为了证明“我”也能够野蛮而血腥，“我”杀了房东的一只鹅。

　　伴随着“我”的野蛮化，在《我的第一只鹅》中，这本小说集第一次集中出现了“苏联统治时期”的象征性词汇：真理、真理报、列宁。从此之后，这类强烈而狂暴的词汇像草丛中的蛇，时隐时现，出场时的语调越来越清晰、嘹亮，到小说的中间部分，被博尔赫斯赞誉为“享有散文难于企及、好像只留给诗的荣耀”的《盐》，达到了最强音。

　　《盐》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贩运私盐的妇女，抱着一个死孩子搭上了军车。在车厢里，哥萨克骑兵们因为她是母亲而怜悯她，没有使她像同车厢的其他两个妇女一样遭到轮奸的命运。然而，叙述者(一个士兵)发现了妇女贩盐的“事实”，

　　“我把这个女公民扔下了飞驰的列车，可她却像铁打的一样，坐了一会儿，拍了拍裙子，又去走她那条卑劣的路。我看到这个女人竟然平安无事，看到她四周满目疮痍的俄罗斯、颗粒无收的农田和遭受凌辱的姑娘，看到那么多的同志杀奔前线，生还的却了了无几，我想跳下车去或者自杀，或者把她杀死。可哥萨克们舍不得我，劝我说：

　　“‘给她一枪。’

　　“于是我从壁上拿下那把忠心耿耿的枪，从劳动者的土地上，从共和国的面容上洗去了这个耻辱。”

　　小说接下来是一大段的豪言壮语。和整部小说集相比，这篇小说的豪言壮语所占的文字比重明显怪异。小说对于车厢里发生的轮奸、铁路上的枪杀没有一字正面描述，却用了大量笔墨描述杀人和轮奸的“理由”——由叙述者的嘴里讲出来的所谓“心里话”。这一类型的“心理描写”，其实是某一种小说的拙劣惯用手法，通过描述滔滔不绝、正大庄严的心理活动，为人性的丧失寻找支柱。小说中的时间，通过叙述者的嘴发生了荒诞剧般的延滞(在“飞驰的列车”上，如何在“坐了一会儿”之后、经历过心理斗争和战友的劝解的对白之后，准确枪杀一个路上的行人？)；句子的定语则是电视偶像剧般滥俗而且煽情：“飞驰的”列车、“忠心耿耿”的枪、“劳动者的”土地……尤其可笑的是，叙述者“伤感”地看到了“颗粒无收的农田和遭受凌辱的姑娘”。而在他“看到”之前，他们刚刚轮奸了两个姑娘。

　　这篇小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语，都值得细致分析。巴别尔对人性黑暗的多层次本质的认识，通过这篇小说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刻，天上的星空已不见。

　　图：

　　《骑兵军》，伊萨克·巴别尔著，戴骢译，王天兵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