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
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焦虑，年轻一代学人崇尚西学，重新挑起启蒙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要追赶西方，当然要反思传统及其现实。很显然，反思的余地很小，传统文化就这样成为全部反思的落脚点。在那时，可引证的权威资料并不算多，胡适是一个苍凉的历史形象，而柏杨则要现实且生动得多，柏杨就这样成为大陆青年学子津津乐道的对象。当时，柏杨的名字在中国的传统反思潮流中不胫而走，《丑陋的中国人》尤使柏杨的影响富有震撼力。多少年过去了，柏杨的名字似乎有点被淡忘，就像那个年代一样，逝去得那么平静，那么没有道理。中国的历史总是被匆忙地翻过去，但问题并没有解决，丰厚的遗产总是包裹着问题被永久寄存，而对未来的奢望必然注定了挫败的宿命。
那个年代不应该如此被简单地忘却，柏杨也依然有其重新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最近，有出版社颇有眼力，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这其实是柏杨这本书第一次正版进入大陆，今天，我们正可“合法地”、平心静气地来阅读这本震撼华人世界的奇书。
柏杨自己解嘲地说，“吴刚伐树我洗缸”。谁都知道柏杨用“酱缸文化”来指称中国传统文化，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指出中国传统至今的文化存在的问题，用他的尖锐和犀利去除传统文化的余孽糟粕。柏杨一直在做着极其艰难困苦的反思工作，他承受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据他回忆，他试图发表“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他出狱后不久，但他在台湾无法演讲，直到1984年受美国爱荷华大学邀请做短期访问，才有机会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听讲者三分之二是华人，三分之一是白人。据说在演讲结束时，柏杨感到面对山谷一样的寂静，没有掌声，连礼节性的握手都没有。很显然，听众没有认同柏杨的观点。但柏杨并不气馁，他依然固执己见，毫不留情，决不姑息，把中国传统中的痼疾，把民族性格中的弱点揭露无遗。
身为中国人，柏杨如此尖刻地批判中国人，让很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始终挂在嘴边的信条与经文，人们都乐于充当弘扬民族传统精神的精英，没有人愿意揭短；特别是海外的华人，都乐于把中华民族定位于勤劳智慧、互助友爱的集体。但柏杨痛感中国人存在的种种恶习，种种负面性格和狭隘心理，他直率指出来，让中国人正视，让中国人有勇气面对。
问题的根本当然不在于柏杨说得尖锐直接，而在于他说的是否是真话？不幸的是，只要是坦诚的、明白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柏杨直陈的那些事实。直到今天，那些事实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毫发无损，那些恶习丑行依然猖獗。既然如此，反对柏杨是没有意义的，那等于是重新蒙起自己的双眼；柏杨不过是让大家睁开眼来看看事实，他没有错，他是有勇气的，他有切肤之痛，他是负责的，真实的。批判传统，指出中国人习性的负面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要伤害民族自尊。恰恰相反，柏杨要的是更真实、更健全的民族自尊。现在，到处盛行是″有了快感就喊″的读物，我们还有痛处，还有切肤之痛，有了痛处也要喊，这才是健全的文化。（《丑陋的中国人》柏杨著古吴轩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