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长篇历史小说可谓汗牛充栋。姚雪垠曾说：“历史小说应当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达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深入历史就是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不能离开历史的基本事实而凭空滥造。但是，历史小说又是艺术的创造。如果作家陷于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之中而不能走出来，则只会使小说变成了历史人物的传记而缺少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新鲜的艺术形象。《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这部小说集中地展现了宋仁宗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画卷，使读者在阅读小说时进入了历史时空的情境之中，亲身感受到北宋时代的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以及遥远神秘的风俗民情。
作品重构了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年轻有为的宋仁宗励精图治，进行了社会政治的全面改革，促生了著名的“庆历新政”。在这一改革的浪潮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宫廷内外展开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作者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丝丝入扣的解剖，详察出“旧中之新”与“新中之旧”，连向来被人们引为偶像的范仲淹、欧阳修，作者也敢于揭示其头脑中“党同伐异”的封建文人的固有的劣根性。这实际上已经上升到了文化批判的层面，这无疑具有深沉的历史内涵和现实的意义。
这部小说艺术地塑造了滕子京、范仲淹、欧阳修等一批士大夫的鲜明形象。我们初中时都熟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滕子京是何许人也？他为何被贬谪？巴陵郡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究竟怎样？他和范仲淹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引起我们无限的想象和神往。读到这部小说，我们的想象和神往变成了现实。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志气相投，胸怀远大，他们不仅饱读诗书，而且志在“澄清天下”，关注国家的安危，关注社会民生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磊落一生的写照。滕子京作事雷厉风行，主持修建了泰州捍海堰工程、庆州城防工程、岳州五大工程，真正地为人民作了许多大实事、大好事。他的形象塑造突破了以往知识分子好发空论而“迂阔于事”的酸楚形象。他一生仕途坎坷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不能枉道从势。在古代皇权专制政治的统治下，士大夫的生活道路非常艰难。一方面他们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要以道自守，批判现实社会政治的不合理现象，推动所任之道的充分实现，保持道的独立性和自主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们是人君的臣子，必然受到人君及其政治权势的压制打击，很难保持道的独立性和自主的人格。这种二难的身份造成了他们的二难处境：既要守道、行道而对抗人君及其政治权势，又要向人君和政治权势靠近而枉道从势，甚至是弃道从势。这造成了士大夫尴尬艰难的人生。滕子京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二难命运，无疑具有典型的意义。
（《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沈继安、翁新华合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