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公共突发事件总是存在，而且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对于机会和财富多数集中城市、大量人口单一地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中国来说，突发事件发生的危险正变得越来越大，可能付出的成本也越来越高。2003年的非典疫情对国人来说仍记忆犹新。中国政府以果敢坚毅的决心和措施战胜了非典，但我们也付出了从生命到经济的沉重代价。
保证公共安全，是政府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而要不负使命，前瞻性的战略判断尤为必要。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发现，政府部门这方面的能力正在提高。最近从卫生部传来已抓紧制订《中国流感大流行准备计划及应急预案》的消息，就是一例。同时传来的另一则消息则恰好作了一个补充：世界著名生物医学研究专家何大一博士最近警告说，下一次全球性流感对中国的威胁可能是最大的。他说，产生一次流感大流行的必要因素目前都已具备，再一次的全球流感流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一新的病毒性流感很有可能从目前已经发现禽流感案例较多的东南亚或中国开始流行。
一个科学家的说法当然不足以成为我们政府部门决策的唯一依据，也不一定和卫生部的行动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性。但从众多的事实中可以感觉到的是，科学或合理的分析已经或正在成为政府决策过程中非常被重视的参考数据。
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当然不止非典、禽流感、流感一类天灾。
大到能源、金融、粮食等领域，小到公共场合，在这些人可控制的领域，突发事件出现的可能更大。
当然，应该理智地看到，公共风险因其不可预测性而不可能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就成为一项必须而且要赶快做的工作。从技术层面说，在可能风险度高的领域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快速的预警机制是必要的，但要真正将公共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或将已发生的危机损失降到最小，就必须将科学分析、人力财力物力直至宣传公关等要素真正组合在一起；就必须加大风险防范的问责力度。要做到这一点，还得走法制规范这条必由之路。
作者：徐立凡
（来源：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