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米：血癌让我不寒而栗（名人访谈）

　　曹可凡（作者为上海东方台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觉得我很笨”

　　曹可凡：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揣测几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说，几米是一个有着中年人躯壳的幼稚孩童，有人说几米是很爱哭的，也有人说几米想通过绘画来抵御恐惧，你觉得这些表述准确吗？

　　几米：都有准确的部分，尤其是透过创作来抵御恐惧。因为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是靠每天画图来排解心中很大一块阴影，当我把图画好，阴影就小了一块。

　　曹可凡：漫画的前辈丁聪先生，对您的绘画一直非常推崇，他认为漫画毕竟也是画，所以判定一个漫画家是否优劣还是要看画本身。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判定几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漫画家。你以前有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美术教育呢？

　　几米：其实我在台湾接受的是比较正规的美术教育，但是事实上又不是，因为我没有练过纯绘画，多半都是在做设计。设计跟画画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好像有专业的学习，又好像没有专业的学习。

　　在大学的时候，我非常自卑，因为觉得不会快速画出一个那么精准的东西。我觉得我很笨。开始画画是我开始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时候，我自己想去画一些比较有个性的东西。

　　曹可凡：你曾在广告公司服务了12年，后来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你从一个广告人变成了漫画家呢？

　　几米：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广告公司工作表现并不很出色。一方面，我没有任何野心；另一方面，我没有那样的性格。我觉得要做某种行业都要有特殊的性格，我并没有。我到三十几岁以后，慢慢想去画自己想要的东西。记得我在离开广告公司的时候，我还挺骄傲地说，我要离开公司，是我要离开。可是我现在回头去看，觉得我是被那个行业淘汰了。

　　曹可凡：我印象中，读您最早的作品是《森林唱游》，其中有一幅叫做《谁在家》的画，我一直特别清楚地记得那个画面：一只小猪在不停敲门，没有人回答它，四周是浓云密布，这只小猪的眼中充满了无限失望。我觉得在这幅画面当中，所有的失望、寂寞、寥落、无趣、迷惘的心绪交织在一起，那样无以言表的苍凉感是不是你内心真实的写照？

　　几米：其实当别人这样说我的时候，我讶异的成分是比较多的。我总觉得那是读者看到的一部分，在我的画里没有这么复杂的东西，我可能是很愉快地画这张图，但画的时候总有个感觉，那样的感觉出来后，再搭配一些文字，就会产生另外一种味道，加上读者加入，就会超乎几米想象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是图像的力量，而不是我的力量。

　　曹可凡：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几米：我应该是个很平凡的人吧，但是我刚好学会了用图画去说故事。可能有比较少的人用这种方式。其他的部分平凡到无以复加。但我在1995年生了一场病，让我那样接近死亡，以前我觉得死亡、疾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当我碰到了这种事，才知道它非常地接近，接近到让你几乎窒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整个人生的后半部有很大的变化。

　　“我打了个喷嚏，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

　　曹可凡：你说到1995年的那场大病，使你对生命、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那究竟是一场什么病？

　　几米：就是所谓的血癌。曹可凡：当时怎么会不舒服，要到医院看病？几米：这是个很长的故事。记得有一次过年后，有一天醒来，我觉得右大腿非常痛。但当时年轻，常常弄痛一下就过了，不会介意，我想可能是撞到了，但想不出在哪儿撞到的。几天后又不痛了，我就不会理它。可是下个礼拜又痛，而且痛完两天后，就麻痹了，我就搬着我的腿继续工作，我没有在意过它。我就搬着我的腿出门，搬着我的腿进门，很神奇，痛又不见了，就这样周而复始，次数越来越多。

　　直到一天，我感到真的不舒服，就去了医院。医生给我打一针后，我所有的痛都解决了。接着验血，医生发现血液跟标准的落差非常大，马上进行骨髓穿刺。我那时无知，根本没有任何医学知识。更何况是血癌！那段时间，我因为无知产生了巨大恐惧。

　　曹可凡：当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你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几米：我第一个反应还蛮好笑的。因为看了很多爱情小说，描述男主角或女主角得了癌症后很美的故事，我就怯怯地问了医生，医生说在我的脊椎里发现不好的东西，我说是不是癌症？他点点头，我就开始流泪。我去住院时想，这应该像感冒一样是个小事，没想到给我这么大一个宣判：不准出院，马上治疗。

　　曹可凡：那时候你觉得绝望吗？几米：生命整个被抽断了。绝望当然有，还有怨恨。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但是没有任何答案。接着是以泪洗面。那段时间，我就在等待我的白血球长回来，无止境地等待，因为它永远停在那儿。最难熬的是与世隔绝。你在健康的时候，不太能体会到，觉得到餐厅吃一顿饭，听个爵士乐，很正常。

　　曹可凡：但那段时间，即便是这样平凡的小事都变得非常奢侈。

　　几米：连下床都做不到，我只能看看窗外的蓝天。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那时候我脆弱到每天盯着窗外的蓝天看，有一天，有一只鸽子飞过来，它又飞走了，我就泪如雨下。它可以飞走，但是我永远飞不走，我可能永远躺在这里。以前这是无法想象的。

　　曹可凡：你还记得那个情景吗，当你获得医生批准，离开医院回家的一刹那？

　　几米：我永远记得。我每天都苦苦哀求医生，我可不可以回家？因为我没办法支撑那么久，因为已经住了很长时间。医生同意了。可在医生同意我回家的那天，我打了个喷嚏，接着发现整个床单都是血！我不敢告诉医生，因为我想出院，所以隐瞒了。

　　曹可凡：把这个症状给隐瞒起来了？几米：对。我不敢告诉医生我现在不舒服，那样他会留下我做另外的检查。我一直想逃，我当时心里跟我太太说，我们永远不要回来这里，就坐着计程车回家了。此后非常长的时间里，我甚至不敢走到医院附近，只要看到那幢大楼，我就不寒而栗。医生告诉我不要感冒，我只要一感冒，我就完了……我就在那样重复的岁月中过了很长的时间。

　　“开始创作，只是觉得好玩”

　　曹可凡：你觉得这样一场大病，对你的心灵产生一种怎样的冲击？

　　几米：我变得更加敏感。可以比较我生病前后的作品。生病前的作品是充满欢乐、多彩、夸张的比例，侵略性的构图，是一种为所欲为，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因为生病，一年没有画了，在家工作的骄傲也都没了，因为没有哪怕一毛钱的支柱。刚好我一个编辑朋友说，你要不要再来画？我就开始重新画了。

　　曹可凡：你重新画图，感觉是不是很生疏？几米：当然生疏。可是非常离奇的是，以前画图时没有那么多人赞美我，可是这时，开始有很多人说，几米，你画得特别好。我有好多的怀疑，我想，这我一年没有画图，怎么可能一画就好？回过头才发现，生完那场病后，我的画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它有一种非常宁静的，非常渺小的，非常虚弱的空间出来，那是以前做不到的。

　　曹可凡：所以我发现你经常把一个很小的人物放在一个巨大的空间里。

　　几米：这样的构图我以前不会做。可是我整理后发现，那段时间画的东西都是这样：人物越来越小，越来越苍白，空间越来越大，物件越来越少。是一种宁静的、无助的东西在。这是一种心境的变化。

　　曹可凡：我个人觉得你的作品最感人的地方是，你往往赋予书中人物一种单纯的儿童的渴望，而后又把这种渴望放在一个现代成人的大都市的背景中。所以我们阅读时，既读到了熟悉的现代生活，也回忆起很多非常遥远的寂寞的童年。

　　几米：我也没办法想这么多。可是因为生活几乎被噩梦填满了，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总想用一些美梦来填满。我将这两个结合起来，可能就产生了一种遥远的空间，一种让人向往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是儿童特有的天真、梦想、理所当然的快乐。画图时，我自己的确感到非常快乐。

　　曹可凡：你是用一种愉悦的心态来完成作品的？

　　几米：不一定。但我通常是愉悦地开始的，开始创作时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玩，一男一女住在隔壁，却向左向右走，我要来捉弄他们。可画的时候，那样的氛围就出来了，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为什么住在隔壁却要千里寻找？阴天的时候，他们在马路上快步地寻找对方；月亮突然跳出来的时候，他们疲惫地回家……这些出来后，好玩已经被替代了。

　　曹可凡：你创作比如《向左走，向右走》、《地下铁》这样长篇故事时，也是由一个画面不断延伸开来的？

　　几米：还得先有总体的故事构思，通常都是从第一个画面出来。比方说《地下铁》，是有一天我打一个草图，画一个中年男子走出地下铁。这是多么简单的一张图！可对一个创作者而言，他却像通了电一般，我突然觉得，天哪，他有故事！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在呼唤我。我就画一个人不断地走进地下铁，他出现的另一个出口是另一个世界，它是荒谬的、神奇的、魔术的。画着画着，我就觉得这故事画不下去了。当他看见真正的地铁，这个故事没有办法进行了。再过半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他因为看不见，所以“看见了”，这个故事突然又开始走动了，我马上把这个男人改成女人，因为她看不见，所以她可以想象她的地下铁是何等的华丽，何等的荒谬，何等的神奇，她去探索她看不见的世界。就像我们都是看得见的，但是这一墙之外的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创作常常是从一个非常小的点开始，你要一直灌溉它，一直追求它，它有一天就会忽然长成一棵树。

　　“下一部作品是关于石头的爱情”

　　曹可凡：你自己的作品，像《地下铁》、《向左走，向右走》都被搬上了银幕，都是由相当有人气的偶像来担当主演，你觉得改编成功吗？

　　几米：有成功的部分，也有遗憾的部分。比方说《向左走，向右走》，杜琪峰导演是用绘本的形式去写剧本。但毕竟书可以在家慢慢欣赏，可电影是声光效果，可以不断地让你赏心悦目看进去，他的手法基本上非常符合年轻人的需要。我觉得蛮成功的。

　　但《地下铁》做了较大的改变。当时王家卫导演已经跟我沟通过，他说，不是要去复制几米的故事，而是要抓住在都市中找寻温暖的感受。他可能还是可以感受到他想要的东西，加上演员非常出色，让你捧着肚子看完它。电影是娱乐大家的，我没有去比较，说，我的作品被你搞成什么样了。但那不是我的世界，我的世界是书本。

　　曹可凡：现在欧美有很多非常著名的绘本作家，比如桑贝、昆汀·布莱克、布赫兹，你是不是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一些养料？

　　几米：我当时觉得汲取养料对我来说，还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让我决定做这样的行业。看到国外的插画家、漫画家，用简单的线条、轻松的笔调，堆垒出厚重的故事，故事优美到让你想效仿它。于是，我想，我可以把它当作我的职业。

　　曹可凡：我在读《向左走，向右走》时，就会想起桑贝的《马塞林为什么会脸红》。因为那里面也是两个小孩，一个是马萨林，爱脸红；一个是和内，爱打喷嚏，两人也同样孤单，没有朋友，他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和内全家搬走了，地址也找不到了，然后音信全无。过了几十年，当他们成为中年人后，又在茫茫人流中不期而遇。这个故事跟《向左走，向右走》非常接近，你们俩画风也很接近，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你冥冥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几米：桑贝是前辈，所以是我跟他接近。但当别人说我跟他接近的时候，我就开始不要跟他接近。所以我在后来的作品里努力去摆脱，我觉得桑贝是很清楚用文字和线条去勾勒，而我用更多的画面述说没办法述说的东西。

　　曹可凡：但就这两个故事本身，你觉得会让人家感到拷贝的嫌疑吗？

　　几米：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我想不会。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故事最震撼的部分是“向左，向右”。当你看过一遍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它太符合一本书的结构形式。我很喜欢这本书，“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个概念已强过其他形式，成为书中最强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在拷贝桑贝。

　　曹可凡：每一位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有一个低潮期，你有过这样的时期吗？

　　几米：在早期我觉得创意源源不绝，甚至压抑不住，可是创作越久，我就越来越发现只能用时间去换取遮掩疲态的方法。当我做不出来时，只好停下来，我用时间在等。像《地下铁》，到底我想让盲女孩在长长的地下铁里，走向哪里呢？她每天走来走去到底为了什么，我找不到答案。因为找不到答案，这个故事就停下来了。直到一天，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国外的新书介绍，叫做《你总是希望有人在出口等你》，我突然觉得，原来我这个少女，走来走去，只是期待每个地铁的出口有人在等她！她是想回家。于是，答案不经意地出现了。

　　曹可凡：你能不能透露下一部的作品是什么？几米：我要讲一个关于石头的爱情故事。我就只能讲这么多，因为中间还有很多变化，我有时候很想笑，说我怎么会去画一颗石头呢？可是它确实已经在我的作品等待中。

　　曹可凡：我想所有的读者也会像我一样，等待着从石头里迸发出的美妙爱情。

　　几米：台北市人。文化大学美术系毕业。曾在广告公司工作12年，现在在家工作，为报纸、杂志等各种出版物画插画。1998年开始首度在台湾出版个人绘本创作《森林里的秘密》、《微笑的鱼》，1999年至2001年陆续以《向左走，向右走》、《月亮忘记了》、《地下铁》等作品，展现出惊人的创作力和多变的叙事风格，在出版市场兴起一阵持续的绘本创作风潮。

　　几米的作品，让“图像”成为另一种清新舒洁的文学语言，营造出流畅诗意的画面，散发出深情迷人的风采。他的绘本广受读者喜爱，目前已拥有美国、德国、法国、希腊、韩国、日本等多国版权。

　　几米作品一览

　　1998年《微笑的鱼》、《森林里的秘密》1999年《向左走·向右走》、《听几米唱歌》、《月亮忘记了》2000年《黑白异境》、《森林唱游》、《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2001年《1．2．3．木头人》、《地下铁》、《照相本子》2002年《布瓜的世界》、《我梦游你梦游》、《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2003年《幸运儿》、《你们我们他们》2004年《又寂寞又美好》、《开始》、《履历表》、《遗失了一只猫》

　　(编辑　晓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