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清
多年前，我想读书，于是就问有“学问”的人：“订什么杂志好？”那人就很斯文地告诉我：“南有《随笔》，北有《读书》。想提高自己的知识积累，还是多看看《读书》。”从此我又多记住了一个在中国颇为流行的“南北”说。不过，我并没有订阅这本杂志，而是在书摊零买了几本。真是“不买不知道，一买就够了。”从1979年到2004年，《读书》已经出版了三○七期，我的书橱里不超过五本，而且都是比较旧的杂志。
实在说，我很后悔买这几本《读书》，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就五本杂志而言，只不过相当于吃一次“自助餐”的代价。我后悔的是，即便是这样几本书，我并没有认真地一篇不落地读完。真的，要每篇都读完，确实没有这个耐心，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它不是我这等普通爱书人想象的那种“读书”。按照“一本书之是否好书，要看你是否已读完它”的说服，《读书》就算不得好书了。
不读《读书》的理由很多，择其要者有三：首先上面的文章都是“老学究”式的比较专业的长篇论文，动辄几千字乃至上万字，光长还不说，基本上是从西方哲学经济学专著套来的，很像是西方著作的中文版。其次，句子都是非常复杂的欧式化格式，曲里拐弯，绕来绕去，无非是领着读者进入文字迷宫，然后让读者佩服作者的学问深不可测，看起来就疲劳。第三，中英文夹杂，时不时弄一串英文，而且新名词新概念不断，以证明作者留过美出过洋，会点洋文。仅此几条，我就知道《读书》压根没打算给我们这些人看，而是专门给学院的教授准备的。
最近有幸读到《读书》创办人范用先生细说《读书》的文章。文章说，《读书》初办时，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一位是史枚，他是编杂志能手，一位是董秀玉，做他的助手。后来增加了几个人员，其中四位是女青年，加上董秀玉，人称“读书五朵金花”。除了杨丽华读过大学，共余四位都是高中生，因此有人说：几个高中生编了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现在吴彬、贾宝兰两位，仍在岗位。看了这一段，我差点气晕过去：生活真会开玩笑，我还以为《读书》的编辑有多高的学历，专门弄些精深的东西难为读者。我不知道，他们在编辑这些文章时自己能否看懂？自己是否又乐意读这些图解西方专著的文字呢？
不晓得《读书》的读者定位，或者说《读书》是办给谁看的。在我的想象中，读书理应是大多数人的事，不能仅仅固定在一部分教授学者圈子里，因为学术研究论文的发表自然可以由学院的学术校刊来承担。《读书》应该考虑到大众的、普通的读者知识水平和层次。搞“曲高和寡”的学术研究，恐怕不是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任务。当然，我并非否定《读书》的品位。1980年王若水写信告诉范用：“夏衍同志很喜欢看《读书》，对《读书》评价很高。”别忘了，夏衍是文化名人，学问好生了得，一般读者哪里有夏公的学识。
我原以为只有我有这种感觉，其实好多人都说《读书》离读书人越来越远了。连主编过《读书》的范用先生都说：“有人问我现在还看不看《读书》。我说每期都看，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总的印象，如今的《读书》拔高了。我希望《读书》办得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杂志。当然看《读书》的也有学者。”这很值得《读书》主办者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