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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新文化元典的副产品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23日08:37 光明日报

  张宝明

  众所周知,《新青年》是公认的最早的新文化元典,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如同《易经》等“十三经”那样令人尊崇。它不但让文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成为过去,而且开启了白话文引领现代语言文学的帷幕。从“文言”到“白话”的流行,从“竖行”到“横排”的提议,从“句读”不分到“标点”分明,孕育新文化元典的胎儿的摇篮正是《新青年》。问题是,在当年“新文化”出炉的那一刻,究竟是先有白话文还是先有新式标点符号呢?

  句读符号:编辑需要,个性化“尝试”

  《新青年》的前身为《青年杂志》。《青年杂志》的断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读。事实上,比起数千年来没有句读的习惯,这样的句读标注方式在当时已经算是非常新潮和现代的了。然而,这样的改良并不能满足新派人物的追求。1916年9月,在《青年杂志》易名为《新青年》时,编辑部同仁也开始酝酿进一步的“句读”改革。从这一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3号起,编辑部同仁在用“。”断句的同时,还添加了“、”,用来表示中间的停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读”。直到1918年1月出版的4卷1号之前,《新青年》同仁一直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但随着白话文使用频率的提高,这样的标注方式仍无法满足编辑的需要。个别同仁便自觉寻求新的尝试和突破,以求能使文章更准确地表情达意,使白话文的语气更委婉生动、抑扬顿挫。在编辑的操作下,在4卷1号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文中,又增加了“:”、“;”等符号,而且那用来表示“读”的“、”号也改成了“,”号。在这一期杂志上,提倡语音和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改革最为有力的钱玄同也在《论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陈“句读”符号多元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的句号不是用“。”而是采用颇受西语影响的“.”。同期刊出的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以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两文和钱玄同的标引方法一模一样,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则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发表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它的上半部分发表于3卷6号,完全是“传统”杂志的版式,而到4卷1号刊发下半部分时,除停顿一律袭用“、”,其它的标引方法也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辙。留洋回国的胡适在4卷1号上也有一篇《归国杂感》。该文的标点符号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更为细致、具体和到位。事实上,胡适早在1915年8月发表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见《科学》2卷1期)一文中,就胸有成竹地归纳出10种符号。到发表《归国杂感》时,他在使用“,”、“。”、“:”之外,又破天荒地使用了“?”、“!”、“……”、“”等符号。由此可说,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经奠定了现代汉语(白话文)标点符号的雏形。

  钱玄同:消除“出入”,统一体例

  如同今天的报刊在文章标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统一体例一样,《新青年》杂志为了印刷上的整齐美观,也多次发布公告,希望无论是编辑同仁还是读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读符号”的标注规范、现代、统一。

  钱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导符号要统一规范的作者兼编辑。他在4卷2号的公开信中说:“同人主张,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号里所用,未能画一。”于是,他亲自捉刀,对“同人各种主张”进行了“去”与“取”的加工,并提出两种处理办法:(甲)繁式:用“,”表读,“;”表长读,“:”表冒或结,“·”表或,“。”表句,“?”表问,“!”表叹;(乙)简式: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表读,“。”表句。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同仁的响应。当读者慕楼对“文句圈点”诸如“乎?么?呵!等”表示“似近重叠”的异议时,胡适回答说,句读符号的问题,《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讨论多次了。他说:“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这两种符号(?!)都不可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疑问的意思。”他还说:“总而言之,文字的第一个作用便是达意。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这是本社全用各种符号的主意。”(《通信》,《新青年》5卷3号,1918年9月15日)由此可见,在《新青年》杂志同仁看来,标点符号与文字一样,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的语言形式,是白话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4卷2号起,《新青年》上的文章标点基本上以“繁式”居多。这说明它已经向钱玄同倡导的相对“完备”的标点符号演进。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创刊时的习惯以及当时铸模的滞后,因而先前的一些广告语和固定体例就没能及时改变,包括个别文章也还有惯性使然的因素。但这种情形也引起进步人士的不满,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陈望道就致信《新青年》,认为杂志社诸君在文字语言革新上不够彻底、坚决、完整,缺乏“诚恳的精神”。他说:“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陈望道奉劝他们不要贻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遗憾,要以“除恶务尽”为目标。在他看来,过渡时代的文化先驱倘若现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机,就会后患无穷,“将来时过境迁,则此过渡的遗迹又是一种陈症,又须用猛烈剂辛辛苦苦的去医他了。……诸子既以革新为职,我狠愿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顾忌;勿使‘后人而复哀后人’才好。”事实也正如读者来信所说的那样,时至1919年,《新青年》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仍然杂乱无章。针对年轻气盛读者的批评,钱玄同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视角给予了答复。他说:“《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对于陈望道提出的问题,他解释说:“标识句读,全用西文符号固然狠好。然用尖点标逗,圆圈标句,仅分句读二种,亦颇适用。我以为不妨并存。《新青年》本是自由发表思想的杂志,各人的言论不必尽同。各人的文笔,亦不能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定须统一,只要相差不远,大致相同便得。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错。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认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应提倡,到了明日又该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通信》,《新青年》6卷1号,1919年1月15日)

  从以上分析来看,《新青年》杂志同仁在如何使用标点符号的意见上还是基本一致的,除却标引方式不一样,朝着一个方向上去“完备”、完善,却没有什么不同。汉语复杂且悠久,它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点滴尝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比自己更为激进的青年读者面前,《新青年》同仁显示了当事人面对现实应有的稳健和成熟。由此,从这些蛛丝马迹般的小小的争议中,我们不难窥见作为新文化元典之《新青年》在思想史层面上的微言大义。

  “共同意见”:白话文标点符号的蓝本

  从“个人”见解到同仁的“心理”,从“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见,《新青年》最终于1919年底形成了一个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体例。这就是从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7卷1号起,标引方式完全走向“画一”。在该期扉页上,非常醒目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这个“说明”相当于今天杂志和报社的投稿须知。《说明》对“。”、“,”、“;”、“、”“:”、“?”、“!”、“———”、“……”、“‘’”、“()”、“﹏﹏”等13种符号的功能和用法作了统一的规范和说明。“行款”还对每个页码横竖多少字数、“每段的第一行必低两格”、句读“占一格”、“。”“?”“!”三个符号下面“必空一格”等4个方面作了一一说明。这个标点符号体例是《新青年》发展史上最为完备、统一的符号,也是今天我们写作和印刷使用的标点符号基线和蓝本。前所未有的标点符号在白话文还不曾流行时就脱颖而出,同时它也伴随着新文化、新文学、白话文的成熟而成熟。

  “本志编辑部”这样告诉读者和作者说:“本志从第四卷起,采用新标点符号,并且改良行款。到了现在,将近有两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不能千篇一律,这是还须改良的。现在从七卷一号起,画一标点符号和行款,说明如左。”“说明”之后,最后一再申述这一“说明”的意义是:“本志今后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都照上面所说办理。请投稿和通信诸君,把大稿和来信也照此办理!”最后的“!”号,就是编辑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天,标点符号早已从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的副产品成为汉语世界的正品,但回眸《新青年》时期标点符号的演绎,仍能体会到它的发展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辉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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