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4”事件周年志愿者追忆感人行动 (组图)

　　本网莫斯科讯（记者徐妍摄影报道）在当地时间11月21日下午举行的“11·24”火灾事件周年纪念会上，为在此次事件中伤亡的中国留学生及其家长服务的中国留学生志愿者代表田园在会上的发言，在会场内外引起广泛共鸣。以下是她发言内容的摘要。田园在纪念会上追忆“11·24”事件中志愿者们的感人行动。

　　友谊大学的火灾事件发生一年了，但它的影响还远远没有结束。对于受伤学生和家长而言，还要克服灾难带给人的难以言喻的心灵创伤，忍受长期的痛苦，以顽强的毅力战胜困难，继续走人生的路；对于国家而言，会更加注意中国留学生的安全问题，不断加强对紧急事件的应变能力，尽量避免像友大火灾这样的惨剧再发生。作为一名志愿者和志愿者行动的组织者，我对同胞之间无私的援助之情，对我国政府对留学生的爱护之情是有着切身的感受的。而这种种真诚的情感也激励着我们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从中体会到崇高，体会到纯洁，体会到充实。我很乐意回忆一下志愿者行动中难忘的点点滴滴，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感受。

　　正式的志愿者行动动员大会是2003年11月27日召开的。而此前已经有大批志愿者在行动了。24号当天差不多所有在友大的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人人都是志愿者；普希金俄语学院的进修生金晶第二天就赶到急救中心作陪护。行动发起后也不断有人加入（例如莫斯科农业大学的张兴佳找到我，说翻译不敢做，当陪护也愿意），大家组成了一个和睦、有效率的工作集体，集思广益，互相协助。志愿者主要由友谊大学、莫斯科大学、莫斯科师范大学和普希金俄语学院的学生和进修教师组成，由大使馆的几位参赞直接领导。最初的一两个月任务很多，各学校的分工有所不同。友谊大学的志愿者主要负责伤员的陪护工作，在家长到达初期通告其子女的情况，帮助家长熟悉友大的环境；普希金俄语学院和莫斯科大学的志愿者以公派教师和学生为主，俄语程度比较高，主要担任轻、重伤员和家长的翻译，配合医院治疗；莫斯科师范大学的志愿者主要是艺术类公派老师，他们的俄语不太好，但人生阅历丰富，负责陪同、安慰去世的学生家长，成效显著。

　　不同学校的志愿者尽管分工不同，但都有着相同的信念，以满腔热情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付出了体力、脑力和情感。第一天去接家长的时候，很多志愿者等了六七个小时，见到自己负责的家长，互相认识了解了，商量好第二天的行程才回家。有一位重伤学生张洁的母亲本身心脏不好，到饭店后情绪一直激动，口口声声说要去看女儿，当父亲的也坐立不安，忍不住流泪。我们志愿者一直陪着家长，打急救电话，请医生，宽慰这位母亲，直到她平静下来才走，当时已经半夜两点多了。来自北京大学的李森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沈亮，凌晨3点才到家，6点钟又起床，赶在7点半以前到饭店给家长们做翻译，担心他们不了解早餐的名称，吃不好。志愿者自己呢，考虑到做翻译的时候来不及吃饭，都是自带饼干、三明治之类的干粮，衣食住行这类小事自己解决，不麻烦家长和使馆。有的志愿者因为头几天太辛苦发高烧，有的神经衰弱，从医院或者殡仪馆回来后头疼、呕吐，都悄悄地自己休息一下再接着工作。他们对自己照顾得少，对受伤学生和家长照顾得多。家长不习惯喝凉水，志愿者就把自己的电水壶送去；家长想做饭中国炊具不合适，志愿者就把自己的转换插头送去；学生吃不惯医院的伙食，志愿者就跑很远的路帮他们买中国面条。怕家长们寂寞，志愿者们连小收音机、中国杂志这些东西都想到了。家长们后来对我们说，刚到俄罗斯，人生地不熟，多亏志愿者的细致工作，让他们感觉温暖、放心。

　　人相处久了就有感情，很多志愿者和家长成了朋友，即使后来不负责这一家的翻译，也常常去探望他们。我给娄文竹做翻译的时候，两次碰到莫斯科师范大学的李雅君老师给娄文竹买护腕，陪家长聊天，很让人感动。有的志愿者是被病人的乐观精神所折服，从同情到敬佩。娄文竹是一个热心助人、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她伤在脊椎，做了两次大手术，不能行动。可是从不抱怨，总是充满信心。有一次护士给她输血，她开玩笑说，“现在我的血管里有自己的血，又有俄罗斯人的血，我成混血儿了！”好几个志愿者都说从娄文竹这里看到了什么叫做“可敬可爱”，甚至悄悄地把自己过去的一些小毛病都改掉了。

　　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春节，我们一边要当志愿者，一边要上课，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时间非常紧张。但由于组织工作比较严密，我们基本没有出现差错。比如普希金俄语学院负责10个家庭，我们把志愿者分散，三四个人紧跟一家，轮流上岗。当天作翻译的人随身带着两个小本子，记录主治医生、主管医生、护士的名字，医院的下一步治疗计划，家长的要求，还有值班室、友大外事处的电话等资料；另一个本子记录相关的俄语医学词汇，治疗用语，有的干脆把大部头的俄汉词典、汉俄词典都背上，方便查询。每天晚上各小组开碰头会，了解学生和家长情况，学习新词汇，布置第二天的任务，同时还要和家长联系，确定见面的时间地点。比较麻烦的时候是遇到病人转院。转院事先不通知具体时间，接受医院有空床就转，事后再通知；而且病人转院，要翻译的事情特别多，志愿者必须全陪到底，弄清楚所有事项，回来通报。有一次是来自苏州大学的张晓田作翻译，早上9点出去到晚上10点才回来。小组的人赶紧一边给她做饭，一边向她问情况。她一张嘴不闲，又要吃饭又要汇报，吃完了说完了，人也累得睡着了。那时的感觉真的好像在前线打仗，你一个人努力还不够，你身边的人都在努力，大家互相支持，这场仗才打得好。许多志愿者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1·24”事件中伤亡同学家长送给驻俄使馆教育处的匾额和感谢信，存放在使馆书报阅览室。

　　这里我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志愿者行动后期，临近期末考试，普希金俄语学的学生没有时间做翻译，我们就请鲍曼大学的张庆老师帮忙找志愿者，他每次都是有求必应。

　　如果说陪护的工作难在体力的透支，那么翻译的责任则难在动脑动脚动口，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甚至“委曲求全”。我第一次陪同申磊的家长到列宁大街上的一号医院认人。因为申磊一直昏迷，无法确认身份，需要家长帮助。结果到了医院后，找不到接收申磊的病房。俄罗斯的办事效率大家有目共睹的，部门之间、交接班的人之间各不相干，头天说好的事，第二天换人，又要从头办起。申磊在急救病房，本来我们没走错，但保安不认识我们，不让我们进。我和友大的志愿者这边忙着电话联系友大的知情人；使馆的同志则找自己认识的俄罗斯老师再辗转找主治医师；那边还有人从医院下手，一栋楼一栋楼地挨着查问。一般重伤病房都不让进，我们就央请护士查11月24号的值班日记。就是这样也过了近一个小时才见到医生，可这样一来家长更着急了：俄罗斯这样的情况，我儿子在这里治疗可靠吗？我们本来是一肚子气，这时候还不得不按捺情绪，反过来安慰家长，要信任医生，积极配合。

　　像这样的事我们志愿者遇到过很多，大家逐渐积累的经验就是:在俄罗斯官僚面前，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在焦急的父母面前，讲话要有艺术，谈到俄罗斯的落后时言辞要谨慎，要让家长发泄痛快，但又不能让他们对俄罗斯的医疗水平失去信心，影响治疗。

　　还有的困难是在家长和医生之间发生的。大部分家长第一次到俄罗斯，对俄罗斯的国情不大了解，又关心孩子的身体，有时显得比较急躁，没有注意到医院探视的规定，被护士长批评了。这时志愿者就比较为难。以中国人的想法，这样的急躁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必要挑剔家长；但如果不向家长转达护士的意见，则可能会给医院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到学生的治疗。所以做一个好的志愿者绝不像当翻译那么简单，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一方面代表家长和医生、护士交朋友，让他们理解中国文化重情重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则要开导家长，要冷静克制，不给医生太大的压力。我们的志愿者中很多只是20岁出头的本科生，这个任务对他们来说确实不轻松。来自上海外语大学的刘辉辉有一次给一位学生家长当翻译，家长准备了美元给大夫送礼。当时医生很忙，周围又有其他人在场，没有接受。家长一再坚持，说了很多拜托的话。刘辉辉尊重家长的心意，不断地把这些话翻译过去。医生的态度很坚决，回答说家长的意思他明白，但现在不是接受这样重的礼物的时候，请他们不用再说了。刘辉辉没有办法，只好劝家长下次再来。结果家长很不高兴，觉得是刘辉辉没把话说清楚。她回来以后委屈得直哭，晚上失眠。但即使这样，她仍然把志愿者的工作坚持下去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志愿者的思想境界、情商素质真的非常让人佩服。用物品、金钱去帮助人是很简单的事情，但用心、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人却不是很容易做到；但如果还要因此被误解，受委屈，承受心理压力，仍然无怨无悔，这是多么无私的感情、多么深沉的爱啊！我想，志愿者们只有把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当作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才能做得到。大家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把需要帮助的人当作亲人，把他们的痛苦、悲伤、茫然、困惑当作自己的问题来承担！

　　志愿者行动一直持续到今年5月才结束。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铭记这一段难忘的经历，珍惜和受伤学生、家长和同伴们结成的珍贵的友情和亲情。也许在某一天，我们也会需要别人的帮助，也会有志愿者来帮助我们。那时候我们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自己做志愿者时给病人带去的便利和安慰，为自己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感到自豪和满足。（来源：神州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