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理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

　　【热门话题】

　　话题缘起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新理念，省委九届五次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广东”战略目标，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和谐”成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竞相议论的热门话题。日前，省社科联召集我省50多位知名社科专家，在广州举行“和谐理论·和谐社会·和谐广东”理论研讨会。现将部分专家发言摘要发表，敬请读者垂注。

　　战略目标的进一步完善

　　孔庆榕

　　与时俱进的执政新理念

　　广东省委九届五次全会把建设“和谐广东，实现富裕安康”与其他目标一起作为一个总体目标提出，反映了省委与时俱进、在执政理念上的一大飞跃。在我省原来发展目标的提法上增加了“和谐广东，实现富裕安康”，进一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正确地实施这一《意见》，广东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不仅各自具有特定的内涵，而且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拿“和谐广东”来说，经济强省是物质基础，文化大省是精神支撑和科学价值观的导向，法治社会是法律保障；反过来说，广东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直接制约着广东社会能否稳定，经济能否快速发展，人的精神状态是否良好，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等等。特别应当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而人总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在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中，社会成员才会感到生活的美好和乐趣，才会对国家、民族、社会产生向心力，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公平、正义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省委全会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和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如何处理好这些社会问题，解决好各种矛盾？我们再也不能用过去“斗争哲学”那一套去面对了。把建设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以和谐的理念和方法去推进社会向前发展，才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团结、富裕、安康的广东就一定能够实现。

　　应当承认，我们今天的现实离“和谐广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远未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还不断伤害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肌体。例如：贫富悬殊差距还在拉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很不完善，社会道德滑坡，民族精神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的失落，社会沉渣泛起；不少单位领导层内耗纷争不断，干群关系紧张；一些政府部门执法犯法；群众的合理要求和正义呼声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等等，使许多社会成员感到无奈，从而产生政治冷漠、人心浮躁、情绪消极、工作疲沓等状态。这是很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的。

　　建设“和谐广东”，固然有赖于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但主要担子无疑地落在广东的党委和政府肩上，应当在继续加快三个文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政府的建设，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纳才求贤的人才观和以人为本的群众观。

　　一个缺乏公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决不会是个和谐的社会。一个群众有话无人听，有冤无处诉，有难无人扶的社会是很难有凝聚力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省委全会提出“建设和谐广东”确实非常正确、非常必要，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又充分体现了广东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

　　有效调控社会差异

　　乐正

　　在现代化的高速成长期，极有可能成为社会差异的放大和加剧期。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人们的物质生活明显得到改善的同时，社会群体加快分化，利益集团趋于复杂，发展差距明显扩大，个体收益千差万别。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挑战着往日的社会平衡与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使社会在繁华中不再宁静。

　　现代化成长国家面对的严峻考验

　　中国是一个以和谐为美的国度。在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和为贵、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思想为历代先贤所推崇。但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差异和发展的不平衡，使和谐社会的创建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它更多地是人们脑海中的一种理想追求。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近代以来中国罕见的和平发展时期。整个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国力空前强盛，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共产党执政根基进一步稳固。但是，与所有现代化成长国家一样，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收入的悬殊、利益群体的复杂、价值观念的多元，都不可避免地悄然加剧，都是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这使过去不太明显的基于经济利益的社会差异，逐渐明显起来。不安定不和谐的社会因素如不及时调控，将使社会进入“准现代化的多事之秋”。因此，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应时而生。

　　兼顾效率与公平

　　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对现阶段的社会差异有清醒理性的判断和认识。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乃至瓦解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差异的失控和社会公平的缺失。差异的失控使得社会成员丧失互助互利的基础，无法建立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会无法合理地协调利益关系，使利益关系不断走向对抗。因此，要使现实的社会差异转换为一种互助与合作的动力，就必须使差异建立在可调节和公平调节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实现利益差异的取长补短和发展目标的总体趋同。以公平的信念创造“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激励和分配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以法律、道德、政策和舆论的力量，建构多层次调节社会利益的机制，兼顾效率与公平，鼓励强者，帮助弱者，奖励先进者，宽容后进者。在全社会建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宽容体谅的心境，承认客观差异，公平调控差异，积极化解矛盾，共同促进安定，实现社会进步。和谐社会的创建是对执政者整合力、协调力、凝聚力、公信力和应变力的综合考验，是执政能力的基础与内核。社会和谐应建立在对社会差异的理性和公平调节的基础上，建立在对社会目标的认同和对共同利益的认可的基础上。只要我们拿起社会公正的利器，结成社会共享的利益联盟，团结互助、宽容谅解、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就一定能消除社会失衡的恶魔，在社会差异的有效调控中建构起和睦有序、团结奋进的现代文明。

　　作者系深圳市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和谐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

　　颜泽贤

　　“和谐”一词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出现了六次。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党的执政能力的角度进一步把“和谐”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样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

　　强化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任何一个政党，要实现长期有效执政，就要不断强化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竭力获取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善于以协调、沟通、服务的方式来增强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以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实现执政党的执政使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从其宗旨和使命来看，更应以和谐社会作为其执政理念追求的目标。

　　全球关注的焦点

　　在全球范围内，从“社会和谐”的视角来看，在人类发展史上，值得深刻反思的有两点：一是信奉“斗争哲学”的危害；二是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误导。后者造成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各文明之间的冲突，并由此而引起了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危机、价值危机。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所凸现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和谐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力求构建一种解决人类和谐与冲突的张力失衡的基本原则，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和谐。

　　更深层次的“拨乱反正”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应该说比较重视甚至在理论上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还需要重视社会和谐的问题。但此后不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偏差。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宗旨下，片面地强调社会的矛盾和斗争，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不但使社会发展出现经济与政治关系严重失调，背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使整个社会长期处于敌对和动乱状态，社会和谐受到了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无疑是一次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拨乱反正”。

　　目标体系及内在机理

　　和谐社会的目标体系包括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政治和谐、区域和谐、民族和谐、文化和谐、代际和谐、生态和谐等内容。和谐社会的内在机理为“利益整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执政党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核心主体；制度创新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方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实践中应把握好如下几点：一是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二是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即要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坚决破除各种障碍，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三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四是运用社会组织实现和谐社会；五是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当然是稳定，它应该是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

　　作者系省社科联主席、教授

　　催人奋进的行动指南

　　罗尚贤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特别令人瞩目。这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大发展。

　　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自觉遵循社会协调体系更替的规律，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致力于新的协调体系的建设。但前苏联的主流思想家们曲解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宣扬“对立面的斗争正是发展的源泉，发展的实在内容，”“矛盾的斗争引导一切前进。”由此又引申出“在消灭剥削阶级和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阶级斗争不是熄灭，而是尖锐化。”他们竟然把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批判为“反革命理论”。这种斗争哲学的实践结果，是出现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和前苏联自身的解体。

　　前苏联的斗争哲学也影响到了我国，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发展为空前浩劫的“文革”。在分崩离析的险境中，邓小平冷静而深刻地剖析了20年政治混乱、经济发展缓慢而停滞的本质所在，严肃而果断地提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沉思十多年的思想结晶，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三句为题，字字珠玑。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而拯救了中国社会生态的严重失衡。

　　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5年的实践经验，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中带根本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坚持以人为本”，这实际上否定了过去那种见物不见人，不把人当人的所谓“唯物主义”；一个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实际上也纠正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指标，轻视社会生活其它系统的错误观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四中全会提出“要把和谐社会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目标是“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相应和谐的社会”。

　　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解，局限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狭隘的框架中，现在提出“各得其所”，就不仅是分配问题，而是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作用、权利和义务，都有自己的幸福美好，但又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而是要“和谐相处”，这就要求人们要以其无私成其私，互助友爱相美满。由此可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不仅是理论上的重要创新，而且是催人奋进的行动指南。

　　深刻认识社会生活体系

　　要贯彻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决策，理论界须重新认识和阐扬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社会生活”这个范畴，因为和谐社会，首先要求社会生活体系中各系统的平衡发展，但如此重要的范畴，曾被前苏联时代的主流思想家否定了。如果不深刻认识社会生活体系，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便容易产生片面或动摇，就像当年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产生轻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那样出现不应出现的问题。认识社会生活这个范畴，我们便可亲切地感受到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是在自己的生活中，一步一步地走着的社会过程，在这过程中，享受幸福美好的同时，还必须坚定不移地扫除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障碍。

　　作者系原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关键在于政府管理创新

　　刘志光

　　致力于探索管理创新

　　政府首先是一个权力组织，政府是社会中惟一能够合法掌握和使用公共权力甚至动用暴力的机关；其次，政府是一个服务组织，为公民的生存和享受提供公共服务；最后，政府是一个创造公共价值的组织，就是帮助和促进社会中每一个人发展自身、实现自我，推动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简言之，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社会组织体系。

　　20多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国人民奔小康”；社会的总体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经济体制从过往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体社会形态也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发展。

　　我国政府一直在积极致力于探索管理创新：提出新的发展目标；创立新的组织机构；设计新的管理范式；提出新的管理方式方法。从理论创新到实践创新，从制度创新到技术创新，我国政府的管理创新活动是全面的，效果也是明显的。

　　党和政府执政理论的新飞跃

　　虽然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是我国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困难和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仍然存在；社会上贫富差距趋向不合理的程度；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信用机制没有真正建设起来；人与环境的关系受到严重破坏。这都表明我国政府体系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要促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反映了党和政府在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过程中理论认识的巨大进步。实际上，自古以来，东西方思想史上关于“天人和一”、“全面”、“和谐”的观念源远流长。“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是这一思想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发扬光大。

　　新的思路和新的前景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之中，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的公民权利得到保障，人的综合素质不断提升，人的创造环境不断完善。这样一种和谐社会的理论，凸显了当代文明的发展趋势，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目标、新的思路，有利于建立政府管理创新活动的理论支撑体系。

　　在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下，政府是服务政府，要实现以公民为中心，“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这就是判断我们政府管理是不是成功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政府也是开放政府，要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既让政府这个最大的信息中心充分发挥利用价值，又使政府在公开和公平中坚守廉洁；政府也是责任政府，要保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承担政府的行政责任，承担政府的伦理责任；政府也是绩效政府，要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政府的效能；政府也是法治政府，要维护秩序，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崇高与至上，实现治国者先受制于法。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道德建设：重要精神基石

　　吴灿新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执政党能力的突出表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其中，道德建设无疑是重要的精神基石。

　　道德的“调节功能”

　　道德建设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石，首先是由道德的最基本功能决定。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规范的总和，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调节功能”。道德的调节功能具有其它社会要素所不具有的优势：广泛性、层次性、导向性、内在性。所谓道德调节的广泛性，就是指道德是从现实利益关系的角度，特别是现实生活中个人对待社会整体利益和其他个人利益的态度的角度，去调节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不仅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而且其主体也是利益活动和利益关系。这就使得道德调节具有其它社会要素所不具有的广泛性。所谓道德调节的层次性，就是指道德要求的递进性所表现出的多层次性，即从底线道德到道德理想之间有许多递进性的不同层次。所谓道德调节的导向性，就是指道德的要求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它从现实的社会道德水平出发，又指向更高的道德理想，能够将人们的行为不断引入到一个更加和谐的秩序水平。所谓道德调节的内在性，就是指道德的调节依赖的主要力量是来自人们心灵的良知。道德主要诉诸舆论褒贬、沟通疏导、教育感化等，尤其注重于唤起人们的良知、培养人们的道义责任感和善恶判断能力，因而道德调节具有其特有的经常性、深刻性和灵活性。这些优势，决定了道德调节在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中具有自身独特的重大作用。

　　道德的价值功能

　　道德建设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石，其次是由道德的价值功能所决定。道德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最重要的实践精神方式，它从现实出发，注重于实践，却又指向理想。因此，道德以规范为基本形式，以价值为实践指向，为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调节和行为表现提供一种价值的支撑。建构和谐社会，最基本的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正向性的激励工作，也就是通过建立各种合理完善的制度、机制、以及基本政策等，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反向性的调解工作，也就是通过调节各种社会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保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道德的自律功能

　　道德建设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石，最后是由道德的自律功能所决定。道德对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主要是一种自律性的方式，其调节往往是在这些社会利益关系尚未恶化、社会矛盾尚未激化的时间和地方。这就决定了道德的调节才是人们社会生活调节的常态形式。

　　综上所述，建构和谐社会，一方面需要各种社会要素的共同努力；另一方面，由于道德自身的优势，从而使道德建设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基石。因而，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价值，积极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充分发挥道德建设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