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出席APEC第1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11月21日晚在圣地亚哥下榻饭店会晤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这次中日首脑会晤，正是日本政府此前希望能够极力促成之事，包括其首相、外相在内的高官，都曾多次在外交场合有此表示。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应对却一直不咸不淡，滴水不漏。直到双方首脑会晤的前两天，中国外长李肇星才透露口风，及至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再予以佐证，外界的猜测才有了着落。虽然未知双方关于这次会见的磋商交涉是否也是迟至圣地亚哥的现场才有此结果，但中日两国高层断绝互访接触的事实延绵至今，却的确令中日关系在冷淡中紧绷弦索。中日首脑的这次会晤，也因此甚至超过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的见面，成为中国国家元首此番出行最令人关注的环节。
中日两国隔水相望，东京至北京的航程亦不过短短数小时，两国的领导人不远万里地在拉美国家作境外相逢的会谈，其中自有深意。事实上，中日关系在世纪之交原本有望达至一个不俗的历史水平，两国甚至敲定了双方高层一年完成两次访问的协议——这对于两个相邻强国增加交流、促进合作显然是一个必要而合适的频率，中俄关系近年来正是在这一频繁互访的氛围中有良好的收获。但由于日本首相小泉连续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间一年两访的协议已成一纸空文。日本首相的访华已是3年之前，而中国首脑的访日则是4年之前。两个对于彼此国事、地区合作至关重要的邻国，出现如此长时间的外交空白，当然会有不进则退的恶性循环出现。
这样的得不偿失，对于日本来说尤其如此：在中国市场的深度与广度被大幅拓展的关键时期，政治冷淡波及经济热情，中国2004年前三季度的外贸统计已经显示，日本从第一外贸伙伴连挫两位，跌到了欧盟与美国之后；而且时下日本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兴致既高，出力亦勤，但倘若博不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的点头，也终究会功亏一篑；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对日本关系甚重，而六方会谈的成败，中国位居枢纽，中日间的政治冷淡波及这重合作，对日方尤有弊害。
然则事态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这些具体可述的实务，更在两国民间彼此针对性的情绪因此容易发酵变酸变烈：“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声音近年来在日本此起彼伏，颇有市场，已然反映出了这样一重危机——一个宿怨未消、日渐强大却拒绝往来的邻国形象，实在容易被日本国内的政治力量用来蛊惑其国民；而这样的情形同样在中国社会存在，非理性的民族情绪更容易为目前政治冷淡的中日关系所激发，呈现出可怕的一面。一个值得严重关注与记取的事例，是今年亚洲杯足球赛上部分中国球迷针对日本球队的出格举动，在日本国内引发了针对性的情绪与判断，甚至认为此乃中国政府长期实行仇日教育的结果。两个民族的隔阂与仇视不消反长，既有历史的根源，却也受激于现实的状态，与欧洲的和解共进形成强烈对比，又将对两国日后在东亚的共处构成难以消解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这样的国内情绪，想必已经对于日本政府的改弦更张产生了牵制。小泉多次表示希望能够恢复访华，却又同时强调自己还是会继续参拜举动，也正是因为在这一博弈中陷入了骑虎难下的困境——否则就会被政治对手以及情绪国民视为对华软弱退让的表现。对应之下，中国政府在小泉作出放弃参拜表态之前也完全不可能答允重开互访。这一点，从中国少数学者提出“对日新思维”而遭遇重重驳斥与劫难而可见一斑。
而另一方面，作为政治领袖，双方的领导人对于这样的局面之患，自然皆有所动作，小泉多次表态要求访华破局，中国在如此复杂态势下派遣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出任驻日大使。而在局势回暖之前，中日两国领导人的境外会谈，事实上在这3年中已经成为一个外交“第二通道”：2002年8月，朱镕基总理赴丹麦出席第四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会见了小泉；2002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墨西哥出席APEC峰会期间也与小泉举行了会谈；2003年5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庆典时与小泉会晤；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东盟10＋3领导人会议上会见小泉；同月，胡锦涛在泰国曼谷举行的APEC峰会上再见小泉。此次圣地亚哥APEC峰会期间的见面，是这一机制的继续。会面所谈的重点，自然都是彼此的中日关系立场。而小泉不愿自纠，中方自然也难表雅意。中日政治的冷淡与因此促发的种种两国关系负面影响，也因此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