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足球“革命”看证监会要不要“革命”？

　　2004年11月17日下午，水皮写完“球市、楼市、股市有什么共性？”。晚上，中国足球终于被人扒下了最后一条裤衩，变成了一头赤裸的怪兽。

　　7∶0的比分没有把中国队送入世界杯亚洲区的八强赛，相反，通奸式的比赛带给中国球迷的除了愤怒还有屈辱。

　　中国队的球员面对镜头说，最对不起的是足球迷。作为球迷的证券市场周刊的编辑林鹰小姐面对此情此景，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林鹰想起了此前的一周，中国足协的最高领导人作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的痛心疾首，因为他同样说了一句令林鹰铭记在心的肺腑之言，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误是没有考虑球迷的利益。

　　中国人民不愧是最善良的人民，中国球迷不愧是最善良的球迷，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洪水就泛滥。善良的球迷林鹰感动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的股民身份，同样身为善良股民的林鹰至今没有听到中国证监会的领导有过类似的表达，有那么一句“对不起”。

　　没有考虑球迷的利益，中国足球从甲A走入中超，制造的是虚假繁荣的大泡沫；没有考虑球迷的利益，球迷大不了一走了之伤心而已。

　　没有考虑股民的利益呢？

　　没有考虑股民的利益，中国股市从无到有，创造的是古今中外都未曾经历的扩容大跃进；没有考虑股民的利益，中国股市一步一步变成了垃圾场；没有考虑股民的利益，股民付出的是9000亿人民币的真金白银，欲走不忍欲罢不能的套牢。

　　让谁来对中国7000万股民说声对不起？

　　让刘鸿儒？刘鸿儒任内有过“三大政策救市”；

　　让周道炯？周道炯任内有过跨年度的史前大牛市；

　　让周正庆？周正庆任内有著名的“5·19”行情井喷；

　　让周小川？周小川任内指数创下历史新高2245点；

　　让尚福林？尚福林任内国务院推出了证券市场发展的“国九点”。

　　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尚福林都是证监会主席，都“没有功劳有苦劳”，他们都有责任自己出来说句对不起，他们又都有理由让别人出来说句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有那么沉重吗，以至于让文静的林鹰小姐那么义愤填膺，那么的慷慨激昂。

　　“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中国股市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考虑股民的利益？我们的证券市场不能预设这样的伪道德命题，那就是假设投资者是股徒，故可以堂皇地盘而剥之，不能假设对方是罪犯从而使（甚至是从律令上）自己的犯罪道德化。我们的股市不乏大鳄的黑金，也有下岗的血酬；不乏暴利的狂欲，也有温饱的微光；不乏朱门酒肉，也不乏辘辘饥肠！这些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在那些觊觎或睥睨芸芸投资者的人中间，虽有王小石旁门左道的偷鸡摸狗，更多的都是名门正派的强取豪夺！天下熙攘，利来利往。不谈法律，单说道德，谁又比谁更高尚？！”

　　谁又比谁更高尚？

　　问的好，实在是好！

　　中国足球崩盘之前，徐明们发起了救亡运动，举起的是革命的大旗。资本家带头闹革命，有欢呼，有掌声，也有质疑，也有挖苦。

　　革命需要资格吗？

　　革命如果需要资格，那么又有谁有资格革命？或者有资格的如果不愿意革命，难道还不允许没有资格的革命吗？在中国足球这么一个大酱缸中，谁又比谁更高尚？

　　革命总是那么让人激动。

　　中国足球的革命派提出的要求是令人兴奋的，成立中超投资联席会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公布十年联赛的财务；暂停今年的中超联赛；取消今年中超的升降级。”

　　革命又总是那么的悲壮。

　　中国足协在承受了最初的打击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化革命于无形的太极手法。同意中超取消升降级，同意公布中超今年的预算，同意成立由中国足协领导的改革小组，不同意停止今年的中超联赛。

　　悲壮的不是徐明。因为徐明说，我们和中国足协是一家，足协怎么决定的，我们怎么办。

　　悲壮的是球迷。足球报的李承鹏悲痛欲绝，哭声震天，“（革命）才八天啊”的悲鸣让人闻之落泪，他不相信眼前的那个资本家徐明就是曾经的那个革命者徐明。聪明但是幼稚，才华横溢但是不知深浅的李承鹏万万想不到，他为革命者的资格苦苦相争，革命者却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个大大的巴掌。

　　李承鹏是个足球记者，不是财经记者，如果李承鹏是个财经记者，他不会这么激动，当然也不会那么可爱。李承鹏其实并不清楚，真正能推动中国足球革命的力量不是中国足协，也不是徐明之类的足球资本家，而是球迷，包括李承鹏在内的媒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当全中国的球迷都弃场而去的时候，中国足协想不革命都很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要革命就要有牺牲，中国足球的革命需要淘汰中国队为代价，同样面临着革命风暴的中国股市需要王小石处长付出代价。

　　王小石案在中国股市重新定位的关键历史时刻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积极意义。

　　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止水皮一人。上海的李士林认为，王小石案有力地抵制了低质量扩容大跃进。

　　“很多投资者长期来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纽约股市200年至今只有3000多只股票，香港40年只有1100只股票，台湾股市40年只有669只股票，而人均GDP刚达1000美元的中国股市13年扩容1400只股票，而且按QFII、“海归”、基金的话来说，其中90％的股票没有投资价值？王小石案为人点出迷津，那就是腐败。

　　李士林说，据他所知，小盘股上市至少需500万公关费，而大中盘公司则需几千万。有相当多的公司为上市，成立北京办公室，长驻北京公关。如果需要弄清真相，纪检、公安、检察机关只需到1400家上市公司去查一查上市前和增发前公关费中的白条便会一目了然。

　　水皮则认为，王小石案的确对于中国证监会而言是坏事，是丑事，但是对于股市的健康发展倒是好事。

　　好在哪里？

　　好在短期之内，新股发行肯定不会启动。如果说新股询价只是暂停扩容的一个契机，那么，发审环节的种种漏洞已经说明，发行的制度安排已经到了必须重构的时候。王小石案激化了人们对管理层公信力的怀疑，在这种情况恢复新股发行是不理智的。

　　好在长期来看，证监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权责。既然额度制、审批制、保荐制都遏制不住作弊，那么新股发行又何必紧握在自己手中呢？既毁干部又遭骂名，“如此吃力不讨好”，那么不如把市场的权力归还市场。一手抓发行，一手抓监督，鬼才相信，你会左手砍右手。

　　中国足球闹革命，目的是踢开“党委”想造反，中国股市要革命，目的是增强“政府”凝聚力。目的不一样，手段当然也不一样。徐明们可以自下而上，水皮们只能期待管理层能够自上而下，中国股市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证监会，中国股市的革命也就只能由证监会开始。

　　中国证监会到了需要革命的时候了。（水皮杂谈）（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