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铭
在研究屈原一生经历的时候，有人主张屈原有个被楚王在“刑罚”层面上的“流放”的经历，虽然他们对于流放的次数、地点、区域、时间有不同的看法。如游国恩先生在《论屈原的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中就认为楚王除了疏远屈原以外，还有两次流放屈原的惩罚，一次是楚怀王的时候，一次是顷襄王的时候。怀王的时候屈原被流放到汉北，后来又被召回，到了顷襄王的时候屈原被流放到了江南，从此再没有机会返回。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有五次提到了屈原的“疏”、“放”问题；另外，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也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刘向《新序·节士上》说，“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后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及顷襄王，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流刑是把犯罪的人遣送到边远之地的一种刑罚，是《隋书·刑法志》所规定的五刑之一，其刑罚的程度仅次于死刑。放指驱逐。按《尚书·舜典》说：“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又如周公之放蔡叔。作为刑罚的“放”与“流”，性质是相同的，所以，《礼记·大学》把“流”与“放”置为一体，称为“放流”，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放流也可以称为“徙放”。
放流的地点必然是极远而无人烟的地方，而且没有随意更换地域的行动自由，所以，《庄子·徐无鬼》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司马彪《庄子注》认为是因罪而被流放的人为“流人”。因为流放是到无人烟的地方，所以，才觉得“去人滋久，思人滋深”。
但是，古代的“流”和“放”，不一定都是刑罚，如《管子·四时》说：“禁迁徙，止流民，圉分异。”此处“流民”，指的是流亡之人，宋熙宁六年，郑侠命画工作《流民图》，奏宋神宗，目的在批评时政之失。
流放刑罚，虽然见于先秦，但是使用并不普遍，特别是春秋、战国之际。大概是因为当时处于多国并立的政局，楚材晋用，人才很重要，而凡是开垦之地，都有人生活其中，如果“流放”重罪，不但起不到惩戒的作用，而且等于是把人才推向敌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董说《七国考》只有在《魏刑法》中，提到了“流东荒”的刑罚，引桓谭《新书》（当即《新论》）说：“魏之令：不孝悌者流东荒。”而秦楚等国，刑罚五花八门，重点都在肉体的惩罚，而不在孤立人身。而研究法制史的人也比较倾向于肯定先秦时期的流刑是个案，秦汉以后才变为常刑。
就我们今天所知，战国时期的楚国尚没有作为刑罚的放流的律令及实例，而屈原的所有行为，并无需要用流放的刑罚来惩处的特别重大的罪行。更何况，屈原所活动的汉北、江南这样的区域，并不是人迹罕至的恶劣地区，假如放流屈原到这里是一种刑罚，这个刑罚的实际意义就不能显现。所以，我们认为，屈原并不存在一个刑罚意义的“流放”问题。所谓“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屈平既疏”，所指为在官而不受重视，所以，可以继续出使齐国，进谏于王。“虽放流”，“迁之”，可能是罢官归食邑，也可能是对疏远而不受重视的一个描述而已。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