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最近公布了一组数据：2003年1月至今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监管场所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938件1079人。其中，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的案件有195件，贪污贿赂案件有141件，虐待被监管人员案件有109件，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有61件，私放在押人员案件有34件，另有其他案件398件。2004年1至10月，全国新发生超期羁押4877人，加上去年底未纠正的2187人，共超期羁押7064人。（据《现代快报》11月23日报道）
报道中还称，监狱和看守所是与社会相对隔离的“独立小社会”，监狱更是以其“监狱企业”成为一个“生产—消费”的小社会群体。而监所腐败正来源于这样相对独立的“社会环境”——权力集中、权力寻租。
要是一出什么重大问题（或者案件发生），就难免与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联系起来了，似乎只要有权力集中就能够屡次犯案，而这些案件的发生几乎无一例外的与社会法制“隔离”有关，事实上，监所出现的腐败已经凸显了监管上的乏力，除了与个人素质有关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是造成腐败的因素呢？
长期以来，极少数领导认为，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的就可以做，即使法律有规定的只要自己能够回避，也会不遗余力地违规操作。他们往往善于利用法律法规“漏洞”，比如说，减刑、假释、监外执行(通常为保外就医)制度等，这本是司法文明的象征，然而，这几项权力却成了“监所腐败”、“寻租”的资源。
与此同时，绝对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就容易纵容腐败的滋生，必然会出现钱权交易、暗箱操作以及结党营私，最终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单就权力“寻租”来说，受贿的监狱长让一个死刑犯可以逐渐转变成一个死缓犯，并有可能继续转变，确实需要转变是另一回事，问题是有的不能这么“转变”的，你能说这仅是个人素质吗？
实际上，做好对违法违规人员的严厉惩处固然十分重要，而事前防范更为重要（尽管不一定会完全杜绝），因为这必将对推进廉政建设、提高执政能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笔者认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就需要重视社会公众的监督，需要多种监督途径，并对涉案领导进行问责，使得监督和管理机制能够有效结合，因为它涉及到监管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当措施、制度比较完备，并发挥到相应的作用之时，监所腐败凸显出的监管真空地带必将被法治填补。(稿源：红网)(作者：耿红仁)(编辑：闵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