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云
没有人否认，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座山的峰巅，是一条河的源头。但让人费解的是，在很多文献与古籍中活着的孔子，往往一本正经地板着脸，一副博大精深的模样。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只是孔子手握竹简，几乎总是在教训弟子。这使两千五百多岁的孔子离我们越来越远，越来越不清晰，到今年，我们就几乎看不清他的任何人性化的表情和任何人情味的举动了。
这当然不是孔子的过错，而是人类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共同走进的一个误区。长此以往，这个误区造成的后果，是孔子负载的道德、文化担子越是沉重，他就越缺少亲和力和说服力。这个历史误区的产生，虽然时间漫长，众说纷纭，但说白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孔子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祖师爷，他的学说和行为对百姓具有巨大的教化作用，这使历代帝王都拿他当牌位，最终把孔子弄成了“四不像”：不像教育家，不像哲人，不像有血有肉的平凡人，更不像一个有七情六欲的血性男人。从表面上看，是把孔子当神供了起来，实际上却是把他架空了，至少是脸谱化了，让一个原本有血有肉的生命变成了一种僵硬的泥塑。
作家高光深为孔子被历史误读感到不平。他隔着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一次次孤独地走近孔子，一次次壮着胆子伸出汗津津的手去轻轻呼唤他，触摸他；又一次次拂开历史的灰尘，对着那些残损的画像和文字，发出一声声责问。如此翻来覆去地拷问，由表及里地触摸，高光的手终于渐渐地触到了一种柔软，一种温热，就像终于摸着了一块炭，一块着火的炭。然后他小心翼翼地捧出这块炭说：看啊，孔子其实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有喜有悲的人。他还说：大智慧必定有大悲悯，原来孔子的心里也累啊，也苦啊，也有暗自垂泪和对天长啸的时候。当然，孔子也有爱，也有心神摇晃之时，就说对卫国那个美丽的太后南子吧，过去大家把她说成一个放荡的女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孔子是个十足的道德君子。但当孔子面对这个生存在权力夹缝中的柔弱女人，面对她在刀光剑影中孤苦地支撑着卫国那座摇摇欲坠的大厦，难道会无动于衷吗？就不会想到伸出手去扶她一把？而孔子最终从卫国仓皇出逃，则更能揭示他内心的柔软、为人师表背后的自我扼杀……
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还原为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自然不是高光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孔子》的真正目的。在这部长达五十多万字的作品中，高光直接从孔子周游列国进入，着力描写出任鲁国司寇的孔子在无力阻止奸雄篡权之后，是如何游说各国君主推行他的“以仁治国”的政治主张的，其一路的艰辛和坎坷是可想而知的。虽然那些有眼光的谋士包括某些相对开明的君主都说他的“以仁治国”是个好东西，但当他们回到自己的丹墀上或宫闱里的时候，又没有一个不杀气腾腾的。在那个年代的君臣看来，以残酷的铁腕和血腥消灭异己，是巩固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哪怕这些异己是自己的血亲也毫不手软。所以，孔子每到一个国家，都被人视为添乱的好事者，甚至咒骂他是“丧家之犬”，以至孔子不是被人追杀，便是被驱逐出境。而对整个人类深怀悲哀的孔子虽然筚路蓝缕，走投无路，却随遇而安，百折不挠。因此，为恢复他认为最理想的秩序周礼，他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直到没有一个国家的君主愿意理他，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他这才无可奈何地踏上返回故里的归途。
高光写作《孔子》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是试图通过孔子的大悲悯来张扬孔子那种关注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大境界和大精神，这也正是孔子留给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一笔财富。而中国思想文化的独特和伟大，都是通过中国古人的哲思与淡泊表现出来的，他们把人的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并一再反思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我们看着老子的八卦图，看着孔子的《论语》，不看那些教导者的表象，而是真正探究他们对于生命的一次次认识上的飞跃，那就会明白，中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就在于它是与天地和谐的，是与自然共生的，是最为人性化的，也是最深刻最可行的。当高光说到写这部小说的用心时，曾强调指出：“在写孔子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个忧郁的孔子，他坐在车上，有怨尤有担心有爱意地注视着人类，他是一个真正的哲人，与耶稣同在，但他比耶稣更实在，更具体，也更人性化。他与耶稣的根本不同，是他真正是一个人。”
《人民日报》 (2004年11月25日 第十一版)
